“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     

新伦理的尴尬与局限——“五四”伦理启蒙的内在矛盾分析

围绕"如何建设现代性社会伦理"的问题,"五四"伦理思潮提出了很多伦理主张,但也存在诸多局限和缺陷。只注重道德行为模式的提供,却缺乏行为背后的人性机制的关怀;只唤醒了人的"个体愿望",却未能培养支持这愿望的"个体理性"。这些局限和缺陷都导致了"五四"伦理启蒙的挫败,对于当下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五四”的改写与重塑——兼谈四十年代的文学转折与“当代文学”发生问题

在上世纪40年代的文学转折中,"五四"的性质和文化领导权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高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启蒙主义",随着毛泽东延安时代审美体系的确立、无产阶级"新的人民文艺"历史时期的降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而被重新塑造。由此,"无产阶级五四"的"历史价值"得以浮出历史地表。这构成了"现代文学"终结、"当代文学"发生的关键性因素。     

凸现启蒙主义与弱化人文主义──关于“五四”新青年接受俄国文化的研究

“五四”新文化特别地受到俄国文化的影响，今天应该对这个事实及其效应进行反思并做出评估。本文通过研究“五四”接受俄国文化的出发点“情感上认同”和现实主义目的，透视“五四”接受启蒙主义俄国文化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分析同时期俄国文化背景，剖析“五四”如何对待俄国人文主义文化及其对“五四”自由主义影响。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公民观念启蒙

经历先进中国人的探索与实践,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认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启发民众思想,塑造新型人格国民,达到“人的解放”,而启蒙知识精英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个人价值未被发现与承认。于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以近代公民精神为诉求,从独立人格、个人权利、法治契约、功利取向、理性思维等方面输入西方公民意识,力图塑造新型人格的国民,承担起变革社会的重任,以达到国强民富的民族主义目标,但近代中国社会无法为公民观念的发育提供有效土壤,启蒙思潮面临外在困境与内在价值矛盾。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科学启蒙:一个百年的主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起点,表现为科学社团的产生、科学出版物的创办、科学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及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形成。由于“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对“科学”作了中国式的理解,科学成为“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致使科学的生产力功能基本上没有得到释放,究其原因是科学在当时救不了国,“科学救国”让位于“革命救国”。只有争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科学在一国之内才具备昌明繁荣的社会条件。从“五四”时期的“科学救国”到今天的“科学兴国”,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殊异。“救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兴国”则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只要科技落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科学启蒙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启蒙是一个百年的主题。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论"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及其历史处境

"五四"的身体话语起于晚清,晚清的国家身体化思维是以"拟人说"为原型的,它开辟了民族主义性质的身体话语,并为"五四"的身体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和言说方式。"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虽然受到了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中的身体话语的影响,但却更多的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身体在"五四"时期主要是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被谈论的,因而"五四"身体话语是和反封建伦理的时代话语重合的,并由此出现了身体被呈现和被遮蔽的矛盾状况。     

翻译的政治与接受的可能——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玩偶之家》

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玩偶之家>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玩偶之家>反思现代性的面相,被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设计所遮反并且替代了."现代"的诱惑与诉求,已经内在于<玩偶之家>翻译和阐释的文化规划之中.     

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觉悟”话语

五四启蒙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新阶段:从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问题层层递进,达到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从鸦片战争时期少数先驱者个体觉醒,到甲午战败后士大夫阶层"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再发展到五四时期实现"全面觉醒";从近代初期少数先驱者的被动惊醒,发展到五四时期对民族命运的自觉反省与对唤醒民众使命的自觉承担。时人对"觉悟"的定义包括:启蒙者的主动"自觉""自己觉悟"与启蒙者唤起工农的"觉人""人人觉悟",科学(学术)觉悟、"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傅斯年等人还提到了"社会的觉悟"),对外不许列强侵害主权的民族主义觉悟与对内不许军阀把持政权的民主主义觉悟,个体意识的觉悟与群体意识的觉悟,从一般倡导"国民觉悟"到重点启发"阶级觉悟"。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是五四思想家非常重视的传播渠道、觉悟途径,《民国日报·觉悟》《觉悟》等报刊在实现"第一次全面觉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