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及其作用

汉代以前中原汉文化就已传入西域。此后通过屯田、贸易等多种方式,汉文化源源不断传入西域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互动交融并逐渐形成"以内地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为母体"的屯垦文化。它不仅丰富了新疆地域文化,成为新疆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为推动新疆文化进步,促进新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谐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关于晋唐时期西域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

晋唐时期是西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历史阶段．本文依据文献及新疆出土的简牍、文书资料，就晋唐时期西域的立法、婚姻家庭、民事诉讼以及晋唐西域法律体系这四个问题展开论述。从而得出晋唐西域法律体系是包括了中原汉法、北方少数民族习惯法及当地部分民族习俗法在内的多元联合体的结论。     

宋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宣化辽墓的考古发现为视角

考古发现揭示,聚族而葬且形制多样的宣化辽代家族墓地体现了中原汉民族传统的葬俗及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墓葬构筑形式。宣化辽墓的墓葬结构及墓葬形式演变规律与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极度相似,均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墓室平面经历了从方形、圆形向多角形的转变。宣化辽墓丰富的壁画装饰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混融,散乐图的内容是中原王朝宫廷雅乐的具体再现,车马出行图是汉与契丹文化交融的实例,备茶图则是汉民族生活习俗的生动再现。壁画中契丹人与汉人协同劳作与和睦相处的画面,反映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宣化辽墓随葬品丰富,很明显采用了厚葬的形式,这与中原地区宋墓采用薄葬差异明显,但墓葬中出现了产自中原地区的瓷器,反映了宋辽两地经贸往来的历史事实。墓志铭记载宣化辽墓主人张氏家族与契丹皇族耶律氏通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人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新疆出土汉文印信的文化生态考察

在新疆瀚海绿洲的古代遗址中,近代陆续出土了若干古人遗留在当地的汉文印信。这类汉唐时代的历史遗存,与同一地区出土的众多汉籍文献、内地遗物一样,从文物视域折射了当年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经略与文化浸淫。而相关古代史料的文化学考察,则让人们认识到中原王朝的西域经营,实际上伴随着一个旷日持久的与当地民族相互融合的文化过程。古代汉文印信在新疆地区的出土,恰以历史文物毋庸置疑的认识价值,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塔里木及其周边地区多元一体发展的真实存在。     

两汉“胡风”杂说

两汉时期,来自于我国北部、西部少数民族的异质文化源源不断涌入中原地区,形成胡风氤氳之势,并对中原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社会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接纳、包客和借鉴了扑面而来的胡风,从而也使自己具备了更深厚的发展潜力和更鲜明的特色.汉代胡风对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再一次印证:民族文化的融合从来是双向性的,而非一方对另一方单方面的同化;这种融合更多的是文化的容纳,而不是战争的征服.     

贯古通今 臂指相连——西域文明视野下的民汉文化大融合

西域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腹地连成一片,是民汉文化交流的前提,交通的便利、经济的互补、政治上的归属使先进的华夏文化对绚烂多彩的各少数族裔文化显示出强大向心力,因仰慕汉文化而进入中原时而引起阵阵"胡风"。西域文明也以独特风姿神韵吸引着华夏文化向其渗透,内地居民持续远赴边疆,共同开发祖国的西北边陲。该文从西域文化的多元视角入手,梳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汉文化大融合,以期推动当今彼此宽容的文明对话。     

从娄睿墓看太原在北齐时期的民族融合

太原作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北方重镇,一直是民族融合的典型城市。在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更是成为汉人与鲜卑、拓跋等少数民族相互交融的重要地区。鲜卑人娄睿的墓葬出现在太原这座汉人聚居的城市,而且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壁画与陪葬品都具有鲜卑与汉族、西域胡族等多种民族文化特色相交融的特点,由此可见,太原在这个时期成为了民族大熔炉。     

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探析

丝绸之路是饮食文化交流之路。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具体体现在西域各民族饮食文化间的交融、西域与中原饮食文化的互动及西域与中亚、南亚等地饮食文化间的交流。探析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史乃至经济史的研究,并能促进对西域多元文化的认识,使我们更为立体地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文化,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文化资源。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先秦至唐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西域同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汉文化在西域传播，自先秦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高潮，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本文运用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对先秦至唐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作一论述。     

新疆尉犁县营盘15号墓文化内涵探析

该文以新疆罗布淖尔地区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营盘遗址为目标,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5号墓,通过对该墓葬俗葬具,随葬器物,墓主人身份、人种及衣着特征的解读和分析,在与内地汉文化、中亚文化、波斯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得出如下结论:西域文明既不是西方文明的翻版,也不是纯粹传统汉民族文化的"克隆",而是融多元文化于一体的经典。人们从中能够体察到"和而不同"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厚内涵和她凝聚、吸纳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为一体的博大胸怀和无穷魅力。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化”还是“羌化”?——川西石棺汉墓遗址族属问题再思考

四川岷江、青衣江流域曾陆续出土大量汉代石棺墓,发掘单位或研究学者大多认定,墓葬当为古羌人遗留,甚至将石棺等同羌人文化,并认为此说已成考古学界的定论。从近来族群研究与民族考古学视野而言,这批石棺墓群的族属值得再思考,从墓葬形制的混合多样性,随葬品来源分散广大区域的现象,确实反映出两汉时期川西地区复杂的族群接触,在漫长互动过程中,被泛称为"羌"的当地民族有所谓"汉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更不能排除被视为主流中原汉族,在当地却为"少数民族"的中原汉人,由于徙民或互市与当地民族长期族群接触,因而"羌化"的可能。     

达县三里坪汉墓洪荒摇钱树座的文化阐释

摇钱树是一种流行于汉到魏晋时期的随葬明器。在四川和重庆的砖室墓和崖墓中,多次发现这种随葬明器。洪荒摇钱树底座出土于达县三里坪汉墓M4,该底座上的蛇、蟾蜍、鹿、玉兔等形象描绘了一幅蛮荒景象,这些图案既包含两汉时期的文化内涵,也保留了巴蜀的地域文化因素,表达了墓主人对生命和财富的认知与追求,反映了两汉时期的丧葬文化。     

汉晋时期西域汉文化在西藏西部传播的考古学观察

西汉至东汉初,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腰牌、木梳等竹木器,应是受到西域本地文化影响的结果;以箱式木棺为代表的西域汉文化对西藏西部的影响尚有限;圜底陶器、珠饰等揭示两地间的文化交流应是间接的。东汉至魏晋时期,西藏西部出土大量受到西域汉文化因素影响的丝绸、漆器、一字格铁剑、铜容器、四足箱式木棺等,说明两地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往来。黄金面具、岩画、立石等显示西藏西部与广义上的西域也有紧密的联系,故将西藏西部视为丝绸之路南道高原段应是合理的。     

西夏人的佛儒融合思想及其伦理道德观

党项民族和西夏人受到唐宋中原"三教合一"思潮的重要影响,形成了以佛儒融合为特点的道德伦理观,并在继承和综合中原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体现出自身的文化个性。这种伦理道德观既是党项民族学习中原汉文化并融合创新的成果,也是党项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交融和认同的重要表现。     

吐谷浑人在西域的历史——兼谈坎曼尔诗签的族属和价值

本文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资科,首先论述了吐谷浑西迁建国后,不断向西域扩展的经过,以及南北朝隋唐时期吐谷浑人散居西域东部的情况;接着又论述了吐谷浑人学习汉文化的高度水平,肯定新疆若羌县出土的《坎曼尔诗签》为吐谷浑人的遗物,对郭沫若同志有关《坎曼尔诗签》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从北魏王朝核心区域墓葬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

北魏王朝先后以盛乐、平城和洛阳为都,都城及周边王朝核心区域墓葬分布密集,文化特征有显著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其内涵变化反映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盛乐时代,以和林格尔为中心的盛乐地区墓葬属于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平城时代,大同地区墓葬文化因素表现出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相互交融、杂乱相糅的面貌;洛阳时代,洛阳地区墓葬文化反映出拓跋鲜卑完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改造,融入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社会。     

从敦煌吐鲁番学看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敦煌吐鲁番学,是研究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保存下来的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大量的历史文书、石窟艺术、古城遗址、古墓葬及其器物等等,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形象、具体的内容和精神。透过先民们世代创造的这些历史文明的遗存,今天仍能使人感到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在不同的时期,都曾有过寻觅、吸收新文化来丰富充实自己的历史。两汉时期向西域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凿与形成;唐宋以来海上交通的繁盛,都反映了本民族对异域文化的渴求。从西周的《穆天子传》到唐代的《大唐西域记》、到明代的《殊域周咨录》,无一不反映先民们对域外世界寻觅的实践和认识。民族的这种求发展的渴求,曾掀起过一股又一股吸取域外文化的新浪潮。敦煌、吐鲁番文化正是中国中世纪这种浪潮中浮现出来的花朵。     

丝路视域下8—10世纪敦煌民族交融与文化互鉴——从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谈河西民众社会生活

唐宋之际,诸多民族汇集交融于敦煌河西地区,多方政治势力交织,地域政治主导权或丝路经济控制权在粟特、吐蕃、回鹘、汉族等民族中交替或并存,为这一时期敦煌民族交融和文化互鉴奠定了基础,影响到了河陇地区,乃至西北社会文化的变迁与重构。吐蕃长期占领河陇西域地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大量内容涉及吐蕃日常社会生活,自殷商时期就已存在的占卜习俗,成为唐宋时期河西,乃至丝绸之路诸民族文化互鉴的媒介。敦煌文献IOL Tib J 740(Ch.9.Ⅱ.19)号占卜文本内容比较完整,是吐蕃占卜文献中最具典型性的文书之一,内容涉及占卜财运、婚姻、子息、权势、家产、经商、诉讼、军功等诸多方面,是河西社会各阶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表达了各阶层民众为争夺生存时空权的努力与欲望,也推动了河西地区民族间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