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政":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县域治理中的价值与维度

在国家大力发展融媒体政策背景下,媒体融合已在全国迅速展开.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工具不断推进和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其路径主要表现在有效塑造政府形象、有序推进政策解读、有力实现基层政治协商三个维度.在未来的发展上,县级融媒体要广泛聚合各类资源,避免形式主义,紧跟社会发展时代要求.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县级融媒体作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助推器,不仅是乡村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的主要阵地,亦是乡村生态与文化建设的关键抓手。然而,县级融媒体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出现机构合而不融、内容同质呈现以及受众参与缺位等诸多问题,影响了自身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若想实现县级融媒体的效果最大化,唯有从管理体制、传播理念、媒介定位三个方面入手,打破认知与行动壁垒,以路径创新的方式实现县级融媒体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县级融媒体助推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媒体融合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离不开传播,媒体融合传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重要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是融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新闻媒体应推进“媒体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拓展传播渠道,充分建设和利用全媒体矩阵传递民族团结友爱能量。以讲述民族故事的方式向人们提供信息,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效果,人们也更愿意分享和传播这样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信息。遵循媒体融合理念,我们应该深耕基层,调动各种社会力量,汇聚多种社会资源,协同做好民族共同体宣传工作。     

全媒体时代新闻编辑融合思维转变的逻辑与路径

加快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全程、全息、全员和全效的全媒体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在建设全媒体的过程中,新闻编辑的思维方式转变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从编辑工作内容转变对思维方式转换的现实需求出发,结合传媒信息生产环境和新闻生产方式重塑,通过理论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研究全媒体时代新闻编辑思维的转变方式和内容、编辑思维转变的具体着力点以及编辑思维转变的全媒体实践逻辑。研究认为:全媒体建设要求编辑打破线性思维,以立体的融合思维来应对媒体融合发展环境; 融合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综合利用媒体资源的思维方式,新闻编辑需要以用户为中心点、以技术为支撑点、以数据为发力点,实现围绕用户进行信息生产、运用技术为产品创新服务、充分利用数据深层价值; 融合思维可以运用于新闻编辑工作的全过程,基于深度挖掘用户话题、利用原始素材、适配内容与渠道等,在新闻报道选题策划、融媒体产品打造、实现平台效用最大化等方面带动全媒体创新发展。     

乡村社会治理视域下县级融媒体的服务加冕与行动框架

[提要]县级融媒体是打通媒体融合“最后一公里”的枢纽平台,是打破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性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引擎。县级融媒体在坚守媒体属性边界上拓展服务功能,实现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功能平衡。本文依据“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探析了基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内涵、平台定位及其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县级融媒体的底色是“媒体”,既是参与主体,也是互动平台,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充分释放其媒体效能,实现“媒体平台+”政务、商务、服务三足鼎立的平台型融媒架构,通过技术的培养、组织的保障、环境的支撑,建构政府、媒体、社会、市场多元要素聚合联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全媒体时代基层意识形态建构研究——以县级融媒体为例

自2014年国家提出媒体融合的部署要求以来,县级融媒体已经从数量增速阶段转为提质增效阶段,基本的媒体矩阵已经形成,全面分析县级融媒体媒体话语权建构问题已是当务之急。本文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基层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进行分析,探讨全媒体时代中基层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并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提出相应的战略发展路径以期更好助力基层话语权的建构。     

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策略初探——以“潼南经验”为考察中心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与基层联系最为紧密的主流媒体,是我国媒体融合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潼南融媒体中心是重庆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典型代表,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企业经营制度、人员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实施了有较强针对性的管理模式,使融媒体中心内部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潼南融媒体中心积极优化多元媒体矩阵,赋能新业态,更好地链接群众、服务群众。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中和我国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潼南融媒体中心积极探索创新、融合发展,在机构、内容、渠道、管理、平台等多个方面积累了诸多可贵的"潼南经验",对我国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治理媒介化”视野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

随着媒体逻辑的动态演进,媒体融合的重心正在从技术维度的渐进式融合转向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其实践呈现出"治理媒介化"这一全新融合表征。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置于"治理媒介化"这一视野下加以考察,其建设正面临认知失准、协同失效和效能失范三大难题。应然地看,只有将以"治理媒介化"推进媒体融合的功能转向和以机制体制变革释放功能融合的创新力两大路径作为着力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才有可能在创新新形势下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意认同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广播嵌入基层治理的媒介实践考察

建国初期,广播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的路径是多维度化的：通过凝聚共识,将人民群众纳入到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政治议程中,使其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以无形的电波建构农村集体生产生活统一的时间基础,通过开办在地化的自办节目,创建基层群众的交往空间,从而实现广播对微观个体日常生活的介入;广播节目围绕群众的生产和日常生活等主题展开,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指导人民的生活,突出了农民的主体性。这一历史实践对于当下媒介参与基层治理的启示在于：通过媒介的意义建构与认同凝聚,将社会治理主体有机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议题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的在地化优势,使媒体自身有机介入基层微观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为基层群众提供多元服务的方式,发挥媒介的治理功能,激发地方基层群众参与当地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决策意识,为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可能。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现状与改进：县级融媒体与公众话语的互动——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视角

县级融媒体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文章结合互动仪式链理论,综合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法,重点探讨我国县级融媒体与公众话语互动的现状和改进路径。文章认为,县级融媒体与公众的话语互动尚存虚拟共在、焦点关注和情感共享等方面的不足,可从创设情境、改进内容与服务等方面入手,以增强双方的身体共在、共同关注焦点和情感能量为目标,提升县级融媒体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效能。     

基层社区网格员队伍的现实困境及建设对策

网格化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形式,网格员作为解决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人员支撑着社区网格化治理运作。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网格员队伍建设缺乏专业性和合理性,因此亟须优化基层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组织化再造:基层组织能力提升 的制度嵌入机制研究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基础弱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增强农村基层的组织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基于"制度-组织"的分析框架,对成都市公共服务资金项目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制度嵌入是提高基层组织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输入灵活资源、设置规范程序以及再造自治机构等方式,国家可以将外部供给的资源、规则和主体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灵活性的资源输入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利益动员,从而激活其参与意识;程序性规则的设置可以实现对农民的行为引导,从而规范其行为表达;自治机构的再造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广泛吸纳与集体参与,从而均衡农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因此,嵌入式的制度介入可以为农民组织化提供内外部条件,从而实现对农民的动员、引导和集体吸纳,进而使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可能。这表明,制度嵌入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各方面难题的长效之策,而有效的政党治理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政党治理的视角透视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层面上有助于明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推动自身的发展变革、如何管好党、如何执好政、如何推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从现实层面看,发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以及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可以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动力。明确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实践的内在联系,对推动和把握二者的互动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有裨益。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系列挑战,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价值路径、制度路径和实践路径来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完善政党治理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文化治理:定位、内涵、特征与路径创新

国家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更多的是一种“软”治理,但却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治理.文化治理的关键在“治”,这不同于过去的“办”文化,也不同于“管”文化.因此,根据文化自身发展规律,选准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促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文化辐射的作用,特别要重视文化产业辐射路径,这是国家文化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PPP模式的定位重塑与可持续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其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PPP模式作为一种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有效机制,蕴含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诸多要素。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过度关注PPP模式的融资功能,导致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了路径偏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应该重新定位PPP模式的本质属性,正本清源。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PPP3.0模式是未来PPP模式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供给创新,其在多方面回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实现？——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对塑造我国社会发展新局面以及为国家发展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主体—资源”视角，基于“地方政府—社会力量—资源条件”理论建构，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组态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发现：实现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地方政府对于政绩生产的追求，引起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模式可概括为控制—适应推进型、嵌入—问题促动型和标准—发展优化型。深刻洞察创新背后的推动因素，为促进和推广社会基层治理创新提出实践启示，叙写中国故事与中国理论。     

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研究

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新课题。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探索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的内在规律,把握二者的共性特征,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举措,进行资源有效整合,用系统思维构建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同频共振、互动双赢的格局,这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良性运行的不二选择。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要从理论层面、操作层面论证其同步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目前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客观现状进行案例分析,从而充分认识：社区教育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与不可或缺的内核要素,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区教育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基于此,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统筹融合路径有强化系统思维的理论准备、构建统筹高效的组织架构、建立完善多元驱动的保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