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视域下民族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逻辑层次与实践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一个旨在引导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统合性、整体性、权威性知识进行知觉动态建构的系统教育工程。长期以来, 理论界与实践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从人本取向、心理取向展开, 将目光聚焦于知识的传授过程, 而对知识选择、组织与传递过程的研究付之兩如。借助知识社会学理论, 依据知识的分配规则、再脉络化规则以及评价规则, 将民族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层次递进的知识生产、知识再脉络化以及知识再生产三个层次。其中, 知识的选择过程内涵目的性, 涉及知识的内容边界; 知识的组织过程需关照知识甄别的社会初始语境, 涉及知识的情景边界; 知识的传递过程负载于师生间的有意义互动, 涉及知识的主体边界。民族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须明晰这三个 “边界”概念,切实促进其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合主体性发展。     

从社会工程学转向系统的工程社会学——兼论基于“系统主义”的工程社会学知识分工

工程包括自然工程与社会工程。（自然）工程社会学和社会工程学正在成为新兴的两个社会学分支学科。从能指上看,社会工程学无法体现社会学的学科自觉和社会学对工程的完整的学术关注。同时,社会工程学的指称及其含义似乎降低了作为一门学科或知识体系的视野及高度。社会工程学应该同时具有一种批判理论的和公共社会学维度,并最终纳入到统一的＂工程社会学＂之中。最终,系统的工程社会学知识体系应该同时包含工具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     

论武则天的知识基础与其称帝之关系

武则天早年修习儒家经典,对儒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武则天在掌握国家政权和称帝过程中,得到了天下英才的支持与人民的拥护,并使大唐走向盛世,从而表现出她仁爱的一面;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前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因而熟悉法家争斗的权术,对法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得武则天得以残酷打击政敌而实现其称帝的宏伟理想,得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从而又表现出她残忍的一面。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掌权称帝,与其精通儒家、法家治国之道密不可分。     

知识社会学对社会思潮形成演变的考察及其意义

本文考察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于社会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演变动力、演变机制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演变中的作用等方面的思想,论述了这些思想在今天的意义。     

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以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为视角

交叉学科是不同知识体系的渗透与融合,其研究理路对当代各学科的知识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以及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学科之间所进行的交叉研究,往往能够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和新的生长点。交叉学科研究不仅存在着深刻的认识论基础和彼此不同的认识论倾向,而且也存在着复杂的方法论问题。学术交叉的力量在于,它可以促进知识生产,并使学术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从逻辑型知识基础到文化嵌入型知识基础——基于知识类型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创意产业提出的产业知识基础影响着创新的过程和本质,进而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通过从最根本的知识产生和应用角度出发,基于知识类型学的发展脉络,回顾不同时期的知识分类和知识从逻辑型到文化嵌入型的发展过程;进而引入产业知识基础理论,对产业知识基础中的逻辑型(包含分析型、综合型)知识基础以及文化嵌入型知识基础进行准确定义,并从知识创造的原理、主导类型、创造形式、参与主体、聚集模式和代表产业等方面对不同的知识基础进行比较,并且分析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科学学科构成——兼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困境

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与日常生活无异并源于日常生活,应从日常生活出发对科学活动进行社会学分析。从社会的日常分类出发,社会科学可以分为普遍性学科、专门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等类型。通过这种分类,我们可以洞察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蕴涵的综合和分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在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     

谁的游戏——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的儿童游戏考察

知识社会学发展到以伯格为代表的建构范式时期,将“知识”的范畴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现实,与游戏作为儿童日常活动的基本形式具有内在一致性。以其“拆解”儿童游戏生活可知：游戏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事实,兼具确证性和意向性。在“游戏现实”被建构的过程中,幼儿园的制度化生活提供了意义背景,语言则作为中介推动意义建构的具体过程。儿童游戏正被建构起一种“双面”形象,较之成人规定的教育性游戏在时间与空间构成上产生“失衡”。因此,要求教育者辩证看待儿童与游戏之间的关系、游戏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并组建一种生活游戏观和生活教育观。     

历史主义的神圣解构——兼论伊利亚德的历史观

在《宇宙与历史：永恒复归的神话》 中,伊利亚德比较分析了古代人、犹太—基督教和现代人的历史观,并把古代人和犹太—基督教徒称为“宗教人”,把现代人称为“历史人”。他认为现代历史主义不仅无法有效应对“历史的恐怖”,而且使现代 “ 历史人” 的存在丧失了传统“宗教人”存在的开放性,导致了重重精神危机。伊利亚德的历史态度与宗教史研究方法都体现出“非历史”的特征,表达了观照“人类处境”的研究诉求。他的很多思想对现代人的生存建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新审视法律现实主义——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法律现实主义在美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极其显著,然而,以往对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解颇为狭隘。在主流的法律现实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激进的法律现实主义长期为人们所遗忘。通过对这种激进法律现实主义的考察和对法律现实主义兴衰的探索,可以揭示法律理论在社会中形成的机制,从而提示我们对于法律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应该如何保持反思。     

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文学理念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基础

知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对教育者来说 ,知识的介入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成为工作的真正主宰 ,可以使单调的思想政治教育变得富有感染力 ;对学科建设来说 ,多学科人才的介入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以“借鸡孵蛋”的方式加速发展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来说 ,知识的介入可以为枯燥的理论灌输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形象的载体 ;对教育者来说 ,知识的介入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个性化的基本保障     

生态文明理论形成的历史观基础——马恩生态社会发展思想探要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理论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社会发展思想,他们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分离、相互依存关系,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他们反对抽象的社会观,认为社会不是离开了人和自然的抽象物,而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过程,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他们对未来寄予无限希望,提出了"人类自身的和解"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解"重要论断,并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地阐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得以形成的历史观基础.     

论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知识及课程基础

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加强,急需高校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人才培养的要点在于根据培养目标重构和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而学生知识结构重构和优化的关键在于高校课程体系的重构和优化。根据复合型外语人才“复合”的含义和要求,分析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知识和课程基础。     

论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知识及课程基础

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加强,急需高校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人才培养的要点在于根据培养目标重构和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而学生知识结构重构和优化的关键在于高校课程体系的重构和优化.根据复合型外语人才"复合"的含义和要求,分析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知识和课程基础.     

真诚观念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兼论经史关系

在几乎不讲德性的现代伦理中,真诚被上升为几乎唯一的德性,其主要来源是科学知识崇拜和基督教忏悔传统。而相比之下,在中国传统中,道家所谓真意指人的生活与自然天道顺应无违。在儒家看来,诚是天道自然的运化显现,人效法天道自然的修道立教活动则叫做诚之。由于脱离了真诚观念的古典含义,现代人片面求真的价值观导致了传统经典的祛魅。因此,有必要从何谓真诚的问题出发,深入到经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充分展开真诚的观念史考察和中西比较研究的历史意义和政治哲学内涵。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路径的形成——兼论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研究路径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的博士论文与其接续发表的《科学与社会秩序》《科学的规范结构》形成了默顿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科学由传统上看作是一种知识进而看做是一种社会体制,呈现出从作为一种知识的科学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到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的内部规范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路径对于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的深入展开具有指导意义.     

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兼谈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和理想。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和目标,并形成了完整的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西方一些人有意歪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与行动,炮制"中国威胁论",试图阻止中国的前进。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应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