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时期的青年工作

胡耀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特殊的年代,对青年工作面临的基本问题,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后青年的估价,青年工作拨乱反正的任务和基本方针,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各种严重的青年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对当时的共青团组织怎样工作和团干部应有的精神状态与作风等,都有相关的系统论述。这是我党青年工作的一个典范。青年是社会变革中一支最敏感、最活跃也是很重要的力量,今天我们重温胡耀邦同志当时的指导思想,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白尘的“文革”日记

著名戏剧家陈白尘1966年9月被关进“牛棚”，历时七个年头。每逢夜深人静时，他便偷偷地写下最简单的日记，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     

无惧：胡耀邦主政中组部

中组部老干支部与郭玉峰进行斗争1976年10月6日晚,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及其蛊毒已深深渗透到社会肌体中,“两个凡是”,成了绊脚绳,阻碍着全国人民揭、批、查“四人帮”及其余孽,以及彻底否定“文革”。     

“文革”前走向低谷的胡耀邦

1965年2月14日。安康。石泉。公元1965年2月14日,这一天注定成为胡耀邦（时任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安康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被后来的人们不断提起的一个重要日子。这天凌晨,胡耀邦在安康草成并发出《电话通讯》。《电话通讯》的核心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它是继1月22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治陕施政纲领“解放思想、解放人’后的又一个施政纲领。     

“解胜文”特殊年代的士兵写作组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对“梁效”、“罗思鼎”不会陌生。“解胜文”,也是“文革”中一个写作班子的笔名义应污而生 1965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     

“文革”中的知青典型——“政治道具”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问。“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胡耀邦“心在人民,利归天下”

胡耀邦去世后,他在老家务农的哥哥赶往北京奔丧,没有买到坐票蹲在车厢接头处,想起亲弟弟不禁抽泣,列车员经过问何故,他哭道: 我弟弟胡耀邦死了。列车长大惊,赶忙安排卧铺。作为声名显赫的高官,却让哥哥一直在乡下种地;当大官的弟弟去世,当哥哥的如寻常百姓一样奔丧,赶火车连坐票都没有,也并没有借此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这在当下不少人看来,不可思议。     

“左”“右”是如何被误读的？

在中国学界、政界、舆论界,一谈到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几乎都会提到“左右之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纷繁复杂,“左”和“右”也被视为最主要的两大阵营。因此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分歧和对立．也通常被看成“左右之争”。但是,从政治学理论看,用“左”和“右”的概念来解读中国社会的思想分歧,事实上背离了“左”和“右”这两个政治概念的原初意义。     

胡耀邦深圳痛批“白衣秀士”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国内局势,正处于两难困境的非常时期。面对社会问题成堆,当局者处理问题又处于左不得,右不得,快不得,慢不得,急不得,拖不得的状态,第一线的胡耀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处于风口浪尖上。胡耀邦在某些人横加贬责,视特区为资本主义异类欲加扼杀之时,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最早站出来坚定捍卫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1983年2月初,胡耀邦毅然带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走出北京南下,到被说成自由化泛滥、精神污染严重、搞资本主义的深圳特区实地考察。     

发挥榜样教育的无穷力量——从“感动中国”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圆满落幕,再次向人们展现了平凡人物所带来的巨大感动力量。事实上,＂感动中国＂作为一档对社会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品牌节目,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利于榜样教育法内容的丰富和方法的完善。特别是对于有强烈＂偶像崇拜＂心理的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有着积极的启发。     

说“运动”之三

三、运动的主体——揭发与批判 （一）一个都不能少政治运动不管起源和最初目的如何，最终都是要揭发问题、解决问题的。但是问题离不开“人”。我们常说对事不对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哪一件事都要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     

汪道涵：关键时刻适时出手

付出全部精力和心血 　汪道涵会长自1991年12月16日担任海协会会长起，为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     

蛮性的遗留——“文革”时期流行的社会巫术种种

“文化大革命”是以“破旧立新”相标榜的社会政治运动，声称要打造出“一个红彤彤的全新世界”。然而吊诡的是，对那一时代稍作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的分析就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爆发与流行的许多社会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其实倒是复活了最原始、最古老的一些文化形态。     

“文革”中遭监护的彭德怀

1969年初,春寒料峭。位于北京西郊的什仿院,是一座俄式别墅小院,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四周却是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可谓戒备森严。这里驻扎着首都警卫部队的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指战员住前院,后院住的是被监护的对象。他们一人一间小房,彼此谁也不知道谁,     

西方哲学在中国各领风骚三五年

文化大革命是何时才被合法化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众多论著都引用这一说法。     

论“中国梦”的政治文化意义

本文运用政治文化理论,从政治文化的定义、功能、核心要素等方面对“中国梦”的政治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论述了“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实现对于我国政治文化及其建设的重大意义,并针对我国实际提出了实现“中国梦”,推动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女儿笔下的父亲：“国共密使”曹聚仁

五十年代两岸高层间的秘密沟通，就像一条丝带，北京抛了出去，台北接着了又抛了回来。曹聚仁则牵着丝带的头，一次又一次在香港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现在重新编织那段历史时，在北京这一方找到几个丝带的结头，却不知道它们经香港再通到台北后，由谁接了过去，又怎样抛了回来？     

“文革”之初，被“揪出来了”的杨绛

一 1966年,正当全中国人民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艰难地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遮天蔽日之势席卷中国大地。     

“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从文斗到武斗,再到全面内战,对于国家和人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那么,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对“武斗”是什么态度呢?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武斗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复课闹革命”以后的北京孩子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