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另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符号的生产与“符号场”

探讨了符号产品的生产机制问题，即在文化的发展中，符号的出现需要怎样的条件性，符号产品的丰富性、差异性背后有怎样的统一性。认为人对文化的自由创造只是一种幻觉；符号的生产是符号场的自我生产；符号场是诸符号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具有有机性、结构性、生长性；其以符号资源、符号资源在生产中的关系、符号资源的作用方式构成自己的生产方式；其联结着宏观与微观2个层面，对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意义。     

环境治理的思想资源：站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分岔路口

今天从中国到整个世界都在经历巨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对此,有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崇尚“天人合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应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提取生态环境方面的观念,用以纠正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对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然而,如果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考察,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古代农业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均存在严重的负面生态环境效应,正是这一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古代农业文明的衰亡。传统农业社会虽不乏生态环境思想,但由于局限在理论层面而没有形成现实的制度供给,这些古老的生态环境思想没能成功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挽救这些文明的命运。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要有效应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只能在现代文明的框架内,借助现代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能力,来探索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全新模式。     

论水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关系

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三种基本形态。水既是农业文明产生的动因,也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命脉;漫长的农业社会史始终是围绕着水这个主题展开的。水也是工业文明产生的重要机制,以水电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先驱;水在工业文明中的双重变奏,也使人类反省自身的生存环境,关注人与水的和谐相处,建设一种新型的文明——生态文明。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两个结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另一方面,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为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构建生态文明：自然的“祛魅”与“返魅”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各个文明时期是不一样的，经历了由农业文明的和谐到工业文明的裂变，往后的发展应该是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传统观念，确立一种新的生态观念，传播现代生态环境意识，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一个方面。     

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两个半程”

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进行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半程。前半程已经开始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改革日益深入,呈现出全面性、宽领域、深入化、法治化等特征。后半程应继续坚持四个全面战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勇于和善于破除深层次的体制障碍和利益藩篱,突出可操作性和执行力,从而取得决定性成果。进一步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需要衔接好前后两个半程。     

“人—符号—文化”：论空间导向设计的符号逻辑

导向符号的构建既不是简单粗暴的符号“打劫”,也不是盲目的符号“堆砌”,而是一个严谨的符号表意过程,其间每个符号节点都应是让空间特性便于识别的个体表征,符号形体针对符号对象（“人”和“文化”）提出相应的符号解释,并传达信息以简化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导向符号所营造的“场”其实是一种实践体系,它不仅提供功能作用,同时也是文化和情感的“容器”。客观上由“造型”到“服务”的转向是由符号特性和符号活动的规律所决定,同时也是空间导向设计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建设生态文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具有多重的视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要按着生态文明的原则和方向发展。把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不仅可以弥补过去“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单项研究之不足,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理论、实践和对策三个方面展开,其研究成果对理论的构建和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突破作用。     

符号的力量——“莫言现象”的符号社会学解读

"莫言现象"包含有丰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意蕴。运用符号化消费理论分析了符号化的消费社会、符号世界里的消费者、莫言作品的符号资本以及人们对社会符号的认同,进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莫言现象"的经济符号消费、文化符号消费和社会符号消费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从3个方面指出了"莫言现象"所蕴含的符号力量带给我们的启示:打出经济中的"符号"牌;挖掘文化符号,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传颂正面社会符号,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论构建媒介生态文明的三重境界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为媒介生态的文明构建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思维与视野。媒介生态文明是一种发挥媒介的积极作用、以自身文明状态实现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实现媒介、人类、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媒介伦理形态。媒介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应着力构建媒介生态文明的“三重境界”：信息通畅,多样平衡的媒介生态系统;平等相待,正确认识的媒介生态环境;理念形成,和谐发展的媒介生态。     

生活方式与生态文明建设——兼论佛教生活方式的生态价值

在现代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生活方式建设要求确立人—社会—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人自身全面发展的生活价值取向,在现实生活中树立节制、和谐、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活观念,将生态观念落实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对精神超越的追求、节俭惜福、慈悲利生的生活观念,以及戒杀护生、素食的生活实践,对于生态生活方式建设具有启迪意义。     

公共政策与我国农业政策审计研究

探讨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审计的含义,从选择农业扶持项目不合理、资金拨付不到位、审计项目分散3个方面论述农业政策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农业政策审计案例,运用六合分析法对公共政策审计进行探讨,融合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我国的农业政策进行评估研究,得出农业政策的重点应是促进农业总产值提高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指出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应该是农业政策的发展重点。     

社会形态的变更与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史由古典到现代的思考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二十世纪初叶至五四时期构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转折期.这是中国社会形态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必然结果.本文从读者群体,传播媒介,职业作家,白话文等方面阐述了社会形态转型对文学内容与外在表现结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进而得出文学史分期的结论.     

基于“物的新农村”与“人的新农村”并进战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新解

从建设"新农村"视角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中若干有分歧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象是传统农村劳动者,而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谓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指向城镇的转移,也包括向现代化农村的转移;不仅指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也包括向现代化农业转移;不仅指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也包括传统农民向现代化农民的转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不断随着工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现代化的渐进过程。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新农村建设,保证"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协同并进,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稳步转移的根本途径。     

生态扶贫:生态文明视域下精准扶贫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扶贫开发也进入了“精准扶贫”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生态扶贫就成为了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推进生态扶贫必须建立生态建设与保护、培育生态产业、完善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同时,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和贫困户参与的新型合作关系。要把对生态贫困的主体性、情境性、中介性等要素的干预作为有效推进生态扶贫的基本途径。     

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戴维·佩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析

不同于以往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生态危机由人类自身活动和生产引发,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必须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佩珀不仅关注到生态危机的本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逻辑,还提出了从深生态到社会正义的一系列新问题。戴维·佩珀虽然是地质学家,但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他对各类生态思想进行反思和分析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探析,将生态实践导向生态政治、生态治理,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戴维·佩珀的生态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生态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延伸,因此要实现生态正义就无法绕开社会正义,或者说实现社会正义就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生态学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不应被颠倒,在争取自然权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类权利。同时,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也更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相一致的科学生态观。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结合历史与现实经验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