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诗

鲁迅曾一再说他“不懂诗”,对诗“外行”。虽然他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诗,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更写过不少的诗,可是他后来却表白道: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十出现,就洗手不作了。”①这自然是自谦之词。其实鲁迅一生所留下的几十首诗,不论新旧,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令仍为大家所传诵。以鲁迅的整个成就     

鲁迅旧体诗简论

在鲁迅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中,诗歌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如果将他那七百余万字的著译喻为百川汇成的浩瀚大海,那么,小说和杂文便象奔腾不息的黄河和长江一样日夜向里倾注,而诗歌呢,则不过似一道时缓时急的涓流潺潺流入。所以会悬殊若此,鲁迅坦白地说道:“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成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深知鲁迅想法的许广平同志,亦曾明白地告诉我们:“迅师于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     

鲁迅旧体诗简论

在鲁迅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中,诗歌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如果将他那七百余万字的著译喻为百川汇成的浩瀚大海,那么,小说和杂文便像奔腾不息的黄河和长江一样日夜向里倾注,而诗歌呢,则不过似一道时缓时急的涓流潺潺流入。所以会悬殊若此,鲁迅坦白地说道:“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成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深知鲁迅想法的许广平同志,亦曾明白地告诉我们:“迅师于古诗文,     

试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郭沫若几乎是同时升起的两颗文学巨星。他们都是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但是,人们在评价这两位巨星时,往往只论及鲁迅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奠基作用和郭老对新诗发展的开拓功绩。这样说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却不够全面。其实,鲁迅对新诗发展,郭老对小说创作,也都有着重要的贡献。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在新诗发轫时期,“也做了几首新诗”,“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与这种情况相类似,郭老在现代小说创作方面也起了     

鲁迅论诗

一魯迅曾一再說他“不懂詩”,对詩“外行”。虽然他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詩,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更写过不少的詩,可是他后来却表白道:“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詩——只因为那时詩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鬧,待到称为詩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这自然是自謙之詞。其实魯迅一生所留下的几十首诗,不論新旧,都有它的独特的风格,至今仍为大家所传誦。不过以魯迅的整个成就而論,詩并不占主要部分。“五四”以后,他也写过一些詩,毕竟是偶一为之。然而作为中国新文     

谈鲁迅的诗歌艺术

鲁迅曾说过:“我其实是不喜欢作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①。的确,诗歌不是鲁迅的主要斗争武器,他也并非以诗人名世,除散文诗集《野草》外,未曾刊行过诗歌专著。但是,鲁迅在写作大量战斗的杂文和小说的同时,偶尔也写诗。鲁迅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②“胡诌几句塞责”,当然是鲁迅的自谦,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写旧诗的大概情况。许广平说,鲁迅对旧诗“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朋友邀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晒笑”。③所以,鲁迅后期的旧体诗除见于杂文中的几首外,几乎全部是应人之请而作的。鲁迅一生创作     

鲁迅的诗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在给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的编辑窦隐夫的信中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素无研究”,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言。人们都知道,鲁迅一九○○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八年他就写了长文《摩罗诗力说》,第一个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鲁迅又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五四”时期先     

鲁迅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批评

一鲁迅先生对诗歌一向自称为“外行”,还说不喜欢作新诗,也不喜欢作古诗。其实他在这谦逊的态度之中,却隐藏着对诗歌高度的热爱:他从诗的创作到诗的理论,有着多面性的活动;特别是他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构成部份,与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始终是面对现实。鲁迅先生的诗论与诗评,是他认识现实与批判现实的一个方面。他不是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也不是自我陶醉的诗人。他的诗歌活动,也可说是整个文艺活动,是出自爱国主义的热情与改造世界的抱负,如他提到他最初论诗的意图:“‘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     

试论鲁迅新诗创作的终止

在新文学史上 ,鲁迅是中国新诗的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尽管他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新诗并不多 ,而且过早的终止了实践 ,但他的新诗毕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客观的说 ,鲁迅的新诗的实验与开拓的意义远远大于其艺术成果的积累。这也是本文考察鲁迅终止新诗创作这一问题的思想出发点。文章拟就 :关于鲁迅的新诗创作 ,鲁迅的诗人气质和诗人的鲁迅 ,从新文学史的角度看鲁迅的新诗 ,三个角度加以考察 ,尝试探讨鲁迅终止新诗创作的原因。仅就创作个体而言 ,我们很难简单的评价鲁迅的最终放弃新诗创作的选择 ,对于新诗坛乃至新文学发展的利弊得失。但需明确的是 ,鲁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 ,他是在对自己的个性气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 ,在审视了自身的新诗作、新诗坛和整个新文学史之后作出的理智的选择。     

鲁迅的诗歌趣味及其对殷夫冯至的评价

本文从鲁迅宣称“不喜欢”诗歌的原因入手，分析了他的诗歌趣味。指出他并非不喜欢诗，而是有其评价诗的独特标准。除了强调“真诚”与“深切”外，他的诗歌趣味还与其人生体验和所受的诗学熏陶有关。因此，他对新诗的评价也与众不同，只有殷夫与冯至两位诗人得到过他的高度评价，他喜欢殷夫，是因为他赞赏殷夫的真诚和以身殉道的勇气，赞赏他“摩罗诗人”的气质；而他欣赏冯至，则是因为冯至对“真与美”的体验，契合了他的生存体验与艺术趣味     

“五四”诗歌革命在理论方面的倡导和建设——《五四诗歌史》片断之一

“五四”前夜,诗歌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要算是革命军里的一支劲旅,是革命的急先锋。诗歌革命的结果,出现了富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白话的自由形式的新诗。这次革命在手段上采取的是急进的方式,而不是渐进的方式。 在“五四”前夜,较早地对诗歌革命从理论上加以号召的是鲁迅,他于1907年发表了《摩罗诗力说》这一充满革命精神的诗论,虽然当时无人响应,但却为中国新诗的诞生起了拓荒与催生的作用,给即将到来的“五四”前夕萌发的新诗运动做了思想与舆论的准备。     

鲁迅与《中国青年》

这个题目似乎还没有人做过,鲁迅著作中的确也没有直接提及《中国青年》,但事实证明他是读过的。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写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回忆起二月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到宋云彬发表在《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的文章《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文中揶揄鲁迅到了广州“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当时鲁迅曾想撰文予以反驳,声明他“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后因别的缘故,没有亲     

论鲁迅杂文的“隐”

鲁迅曾这样说过:“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鲁迅评价自己的一些杂文时,还用过“弯弯曲曲”、“吞吞吐吐”、“隐晦”、“曲笔”等词。一些研究鲁迅杂文的文章,偶尔也会谈到鲁迅杂文隐晦与曲笔的妙用,但似乎并没有探根溯源:揭示它在鲁迅杂文中的不容忽     

闻一多的新诗建设观

闻一多1912年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很长时间里他并未注意到诗歌界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新青年》开始刊登白话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古典文学,并以能写漂亮的旧体诗文而受到师友的赞赏。“五四”运动打开了他的政治、文学眼界,把他推入中国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中。他于1920年兴致勃勃地开始试写新诗。1921年,旗帜鲜明地宣告:“若要去做诗,只有新诗这条路走”,“要做诗,定得做新诗”。他大步跨进最早的新诗建设者的行列。同许多新诗诗人一样,除了大量创制新诗,闻一多也热衷于新诗建设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接触到新诗发展的若干本质     

韩志翔：创意的守望者——专访南通骑士广告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设计总监韩志翔

从1993年创办南通骑士设计公司到现在，自学成才做设计、做创意的韩志翔一直很充实，很自豪，因为他始终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服务客户的同时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华丽转身，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成就和满足。     

艺术家的这一面──鲁迅和阿尔志跋绥夫

艺术家的这一面──鲁迅和阿尔志跋绥夫程致中阿尔志跋绥夫在俄国文学史上不算是一颗辉煌的明星，鲁迅选译他的三篇小说、一篇散文也井非都是佳品。但鲁迅将他和同时代的作家比较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①阿...     

谈鲁迅的新诗《他》——兼与周振甫等同志商榷

在1919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6卷4号上,发表有鲁迅的一首新诗《他》(署名唐俟)。这实在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首珍宝般的佳作,可惜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几乎所有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中都没有提到它,也没有提到鲁迅在同一时期所发表的其他五首新诗,包括另一首难得的佳作《他们的花园》;在臧克家同志编选的《中国新诗选》中,这首诗及鲁迅的其他新诗亦均未能入选。这都是不妥当的。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是新     

臧克家先生书面发言

臧克家先生书面发言冯至同志，是著名诗人、翻译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他与我同庚，但成名比我早。我读初中时，就喜欢新诗，读了他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他的诗作，很有影响，受到鲁迅先生赞扬。当年我读他诗，但不知其人。直到１９４７年我在上海主编《文讯》...     

鲁迅教育思想漫谈

鲁迅的一生,始终同教育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就有十九个春秋。他第一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在他做教育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记》,最后一次呼吁“救救孩子”又是在他离开教育工作岗位后第十个年头——一九三六年《立此存照》。这个历史“存照”不能不令人想到:“救救孩子”正是伟大思想家鲁迅教育思想发展的主线。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冲杀出来的。在那“长夜如盘”的旧中国,他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灾难深重。旧礼教“吃人”,旧家教     

用心灵贴近陶渊明自己——读吴国富新著《论陶渊明的中和》

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先生曾经发表过这样警醒世人的的言论,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他感到“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鲁迅:《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