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现代文学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自反性叙事

五四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以进步、现代文明、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为核心的思想价值观.但是,在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发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内部,却孳生出质疑乃至颠覆五四核心价值的文学主题与叙事.从鲁迅到左翼的丁玲、茅盾等人,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小说文本,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对个性主义等五四主流思想价值进行了“叙事的质疑”,并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与价值重估.新文学内生的这种自反性叙事,实际构成了新文学的新传统,它为人们认识与理解五四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和自五四诞生的新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视域.     

“器”的改变与“道”的确立——谈现代文学史的起点

现代文学史是文学现代化的历史,是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历史.作为与旧文学相抗衡的新文学,它的出现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历史条件现代意识(包括文学观念的现代性)的获得和广泛传播并在社会占居主导地位;与世界现代文学同步的文学文体形式的确立;适当的物质条件的准备.近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新闻出版业的形成,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和文学社团以及作家职业化(稿费制)的形成等物质条件为后来现代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器"的改变是浅层次的,"道"的确立则是十分艰难的.经过近代以来现代意识的积累,量变转化为质变,新文学才得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真正诞生.现代文学的新文体(新诗、现代小说、散文、话剧)及其各种不同的分类体裁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得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故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就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鲁迅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一九一七年初,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继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之后,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要求,出现了一个文言白话之争、新旧文学之争的改革文学的热潮,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开始时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郑振铎文学思想论析

郑振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学思想内容丰富,每有新见,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一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在文学理论建设上,集中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确立了一种新的整体性的文学观念,为新文学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为“白话”和小说、戏剧正名,强调它们的正宗地位;其三,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净化被污染了的小说     

拓荒者的历史功绩

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序言”中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鲁迅是中国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把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放在“五四”新文化革命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对我们深刻了解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他对研究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功绩,都是很有意义的。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报刊舆论的兴起、革新

人们通常会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前"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并认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促成了随后的五四学生运动。其实,新文化运动并没因五四运动而中止,反而"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这表现为"五四后"社团林立、期刊迭出、言论蜂起。"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受五四学生运动的刺激和鼓舞,以知识青年和政治团体为主体,承继"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注重思想革新之精神,对政治、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相比,其刊物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泛,声势更为浩大,效果更为明显。然而却常为人所忽视和误解。     

进化论：新文学史叙述的生成

新文学史的研究者们用来证明新文学的合法性和必然性的,最初是文学进化论的观念.本文追溯了五四时期进化论如何成为知识界的常识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变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那些对新文学所作的进化论式的阐释如何重建了文学史的"秩序"和"分期".     

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近代以降,中国古代文论文体逐步向近代化、正规化发展.其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的界限划分虽然有模糊之处,各个时期之间有所交错,但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展的轨迹是很清晰的.经过这四个时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文学理论批评文体以白话文为突破口,全面突破旧的形式,迅速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转变.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文体的外在形式向规范化发展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它以个人为本位,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色彩,但仍然与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