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促进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社会,是建设和谐城市、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如何缩小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则成为目前面临的巨大困难。本文以上海为例建立了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广泛丰富越有利于消除群体之间的偏见并改变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同群效应则可以强化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群体价值判断的趋同性,从而对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双向作用。如同群效应强化群体共同的偏见,则有扩大二者社会距离的倾向。     

再建构社会网络与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从社会个体目的性行动的视角,采用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证实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结构都影响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在控制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的情况下,结果依然显示,农民工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弱关系成员比例越高,他们通过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能更好地维持既有的资源和获取更多的资源,因而再迁移的可能性更小.在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流向超大城市的背景下,超大城市要增加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社团活动参与的公共政策供给,并将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有条件地向农民工开放.     

社会转型期城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平等权的研究——以在沪农民工子弟学校为研究样本

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而农民工同住子女的受教育权的平等保障问题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课题。致力于接受农民工向住子女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成为继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后的第三种办学模式和社会转型期的新型产物。本课题将上海市具有典型意义的A行政区农民工子弟学校作为研究样本,对该辖区内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总体情况进行了实证调查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享受应有的义务教育平等权、通过“启动扶持金”等破解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窘境的有关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与职业倦怠关系研究——以L公司为例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及其对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L公司作为典型研究对象,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的组织责任和员工责任均由规范型责任、人际型责任和发展型责任三个维度组成,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契约及其各维度对职业倦怠负向影响。     

以社区建设为契机促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

对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合来讲,社区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许多问题都需要经由社区这一平台予以解决。而根据当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实状况,加强社区建设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必然选择。对此,笔者有如下建议：     

农民工群体科普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苏州市农民工为例

农民工是我国当今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科学素质的提高．对整个国民素质的改善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农民工科学素质的提高．对其个人的职业发展大有裨益：其次，农民工科学素质的提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对城市社会的和谐意义重大。     

城市市民住房满意度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正就像食物与衣物一样,住房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在城镇福利分房制度结束、实行住房商品化以来,城市住房也成为了最昂贵的生活资料。住房商品化一方面使人们在住房方面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和自我改善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购买一套住房往往需要花费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在城市中,除住房本身的居住功能外,居住地的周边环境、生活便利性、工作与居住地之间的通勤距离等都会影响到人们对住房的满意度。     

大城市外来青年的 "落脚空间"与"社会融入":以南京为例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发展阶段,各大城市都在上演新一轮的"抢人大战".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大量外来人口为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断徙居,其中青年人口向大城市迁移成为主流.但外来青年在大都市生活并不如想象中顺遂.学术界长期关注的外来人口在大城市面临的生活环境逼仄、工作待遇较低、身份认同模糊、城乡二元困境、短期内难以全面融入大城市等社会问题,在大城市外来青年这个群体身上同样存在.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深度挖掘分析新时期外来青年到大城市从"落脚"到"融入"的过程、心态等问题,从而为新一轮的城市"抢人大战"提供一种新的认知视角.     

对农民工偏见形成的社会学分析——以在沪农民工为例

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考察对于农民工的偏见，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农民工的经济状况。而要考察农民工在上海的经济状况就应该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状况加以叙述。     

学龄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认同感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上海市1626名学龄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认同感不高;与上海本地学生认同感差距较大;不同性别、年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认同感具有显著差异。必须培育并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对城市的认同感,这样才能使其认同城市,并最终融入城市。     

大城市边缘区环境特征及规划建议——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表现为规模扩大和人口激增,而不论是规模扩展还是人口增加,都对城市边缘区的冲击最大.城市边缘区是城市空间扩展和蔓延的主要地区,其范围和环境面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迅速变化,因而较长时间以来备受研究者关注.早期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空间格局及区域划分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量产业、人口快速进入边缘区,给其相对较落后的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也相应产生了很多环境和社会问题.同时,人居环境水平、生态环境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大城市郊区化现象日趋普遍,城市边缘区环境及其建设也更受关注,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探讨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及其动力机制,通过揭示边缘区空间环境现状探讨绿色城市设计问题.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归属与行为选择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城市从事其它产业成为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不断进行着的一个过程。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年龄上的特点是以青年为主，近年来35岁以下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比例持续上升。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归属和行为选择问题具有其特殊性，此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     

农民工参加企业培训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是中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对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关键。本次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本的理论视角,利用上海、深圳和天津等10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农民工参加企业职业培训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参加过企业组织的培训,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工作更换次数、专业技术资格、劳动合同签订、月收入和行业类别存在显著相关。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利润生成机制的行业差异,劳动者忠诚的重要性程度,以及劳动者将培训技能进行转化的程度和预期时间长短,影响了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的初始动机及其风险评估,可能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以L省三个行政审批主体为例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则是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对L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证考察、实证分析和实证反思,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府转变职能。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次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本的理论视角,利用上海、深圳和天津等10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发现地区生产总值、受教育程度、职务岗位的重要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力资源的供不应求均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而单位工龄和工作更换次数则存在倒U型的影响效应。劳动关系的经济社会结构、劳资双方的资源依赖以及关系的稳定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具有影响作用。     

城市发展与建构社会认知——以杭州为例

杭州的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杭州如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在城市发展中不断出现"突破规划"的情况,社会认知是导致城市发展"突破规划"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城市的发展既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是市民社会心理的发展,还是人们对城市社会认知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相互作用的产物。建构和引导关于杭州的社会认知,对于落实杭州城市发展定位、树立杭州形象、促进杭州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单位社区更新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以T市B社区为实证

当前,对社区更新仅仅停留在物质空间维度的批判日益增多,强调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关注。作为对其的回应,本文依据社会资本理论,首先构建了单位社区更新前后个体社会资本变化的分析框架;然后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选取T市B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验证。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社会资本受单位社区更新影响且总体呈下降趋势。文章进而通过定性研究分析单位社区更新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居民个体社会资本受影响强度最大,社区工作人员次之,租客最小;建成环境及其引发的社区感知的变化是导致个体社会资本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社会网络与社会互动的变化对同一单位社区内不同人群个体社会资本的差异化影响具有显著解释意义。     

大城市特困家庭“中心化”的困境——以上海市杨浦区“双千”家庭为例

社会分层研究中，“中心化”的视角是考察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人们想法和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互动。通过对杨浦区“双千”家庭的调查，发现这些特困家庭作为社会行动者，在追求“中心化”的过程中面临不少困境，包括主观社会心态方面的焦虑感、高期望与难以实现的担忧，也包括受客观条件限制的过度角色化、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等后果。这就需要社会支持体系能够适时帮助这些特困家庭，促使他们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也有在社会结构中“中心化”的目标和改善的可能性。     

城市化发展、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分化与城市农民工居住空间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化既是“人口的城市化”,也是“空间的城市化”。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内部空间结构重组明显,社会分层现象明显体现在居住空间分化上,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程度加剧。通过上海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分析,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市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及特征进行剖析,进而对农民工居住空间演变、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与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的: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方便抽样与滚雪球抽样,设计家庭资本存量量表并选用林迪奇等设计的人际交往能力量表,对大学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调查有效对象134人,家庭社会资本得分为(60.22±13.11),人际交往能力得分为(76.65±12.70)。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家庭阶层、父母学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父亲小学学历子女人际交往能力平均得分最低,本科及以上人际交往能力平均得分最高;低保户家庭个体得分明显低于小康与中产之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对人际交往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β=0.44,P<0.05),具体而言,家庭资源对人际关系建立、冲突控制与自我表露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β=0.051,0.300,0.503;P<0.05);家庭内信任对情感支持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83,P<0.05)。结论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情感支持、冲突控制等维度有显著影响,要强化对家庭资本的地位认知,完善家庭资本,帮助提升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