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与发展——兼论公民社会的建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在我国不同时期的运用和发展,表明国家政权权力因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在社会改革发展中具有巨大能量,如果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正确处理公民社会构建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的关系,提出高度重视并化解合法性危机,完善宪政巩固国家政权,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稳定和政权长期存续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治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因为政治合法性表明了广大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支持.而文化则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判断,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传统.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中国和东亚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儒家文化仍然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很多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无法孕育现代民主制度,对政治文化和政治合法性的影响是消极的.本文将对儒家文化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评价.     

警惕农村基层治理的资本化与官僚化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政权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在相当大程度上关乎国家的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组织的实际作为。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笔者近年在基层调研发现,当前农村基层治理资本化与官僚化的发展倾向愈加明显,值得关注。     

合法性范式:中国历久弥新的智慧

<正>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型国家,即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叠合。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政权合法性得益于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滋养。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包含三个概念:首先,自汉朝以来形成的儒家"天命观"。其次,选贤任能的理念和实践。再次,中国治理哲学中的"民意"与"民心"观念。这使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的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     

协商共和——1948’中共“五一号号”

一个国家政权的创立，必然取得人民公认的合法性。     

机构的传统与人的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这些政权组织形式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经济机构,在这些不同的机构当中,作     

转型时期公民意识重塑的必要性分析

公民意识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是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的体现。在以法治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公民意识不仅是法治国家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秩序建立的合法性支持与保障。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当前我国公民意识重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将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合法性基础以及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1978年以来的变化与今后的选择

政府的合法性,一般指政府凭借非暴力手段使被统治者自觉或自愿地接受政府统治的能力。古往今来,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不同的政府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当代世界各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差异极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或社会发展的“业绩”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学说”的基础上。改革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深远警觉与现实启示

执政合法性事关政权根基,关乎国运命脉。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诱因主要有"四性",即加强党的建设的持久深入性,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全面彻底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积极稳妥性,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如期完整性。新时代巩固和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现实路径主要有四条,即提升治国理政功绩,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维护公平正义秩序,加大反腐肃贪力度。     

新视野

领导科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日前撰文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到底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目前有关方面和理论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我认为,简单地说,执政党干什么,执政能力就包括哪些方面。展开来说,党的执政能力应包括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制定执政的纲领和路线的能力;2.掌握国家政权,保持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3.驾驭国家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4.运用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5.坚持执政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6.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     

浅谈警察职业伦理的重塑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外来价值观念的作用下,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受到冲击,金钱本位思想严重。作为公共部门的公安机关,如果说在民警的职业伦理和价值观上出现偏差,不仅会直接导致执法不公、徇私枉法等社会问题,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的公平性也将难以实现。警察职业伦理的重塑对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现代化治理关系结构

正"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结构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困境,这种困境最终会产生政权的合法性与信任危机,改变传统社会的关系结构,有利于增强政治认同,提高国家治理效率。促进"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最主要的就是加强社会建设。对于当前社会建设来说,还需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即以公共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社会体制安排,通过合理的社会体制安排,约束"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结构中国家对社会资源汲取的强烈诉求。单一主体、单向度发生作用的传统体制安排无法在当前改革进程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机制转变

基层政府治理机制转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组织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延伸。公众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效果以及政治体系合法性、政治制度合理性的认识与认同,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基层治理行为获得的。只有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良性运行、科学发展的基层政府机制,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公众和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才能有利于夯实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制度落差、社会资本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

组织合法性是制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将海外子公司合法性划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分析海外子公司社会资本对其合法性的影响机理,进而揭示制度落差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社会资本与其合法性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提出相应的理论命题,以期拓展组织合法性理论,并为越来越多进行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提供理论参考.     

“三个代表”:我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执政合法性是当前政治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上它构成执政规律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中它有助于避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有助于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在实践中的贯彻实施,已成为执政合法性最为重要的资源。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合法性结合起来研究,既可以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理解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又可以使我党的执政合法性获得稳固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导。     

“画”说领导者:公共形象传播艺术转型与效用分析

<正>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正在改变传播方式、传播格局、传媒生态,推动政治的聚焦点从实力政治向形象政治转移。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领导者的公共形象在这个充满符号的新媒体时代受到社会各界关注。领导者的公共形象已经超越领导者个人范畴,关系到国家形象、公权维护、行政效率、政权拥戴等政治合法性问题。     

总统选举后的阿富汗:变与不变

9.11事件后,美国在第一时间发动了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阿富汗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美国全球反恐的背景下,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缺乏,政府腐败严重和经济重建与毒品贸易的矛盾无法协调。卡尔扎伊赢得2009年总统选举后,由于对手的自动退出且不愿与其和解导致卡尔扎伊政府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与重塑过程研究

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对于女性创业者取得创业所需的关键资源和市场接受度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6位女性创业者的深度案例研究,在界定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概念之后,深入研究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困境与重塑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发现:(1)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是个多层次的概念,包括社会层面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共识以及女性个体对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后者受前者及女性自身创业资质的共同影响。(2)为构建创业者合法性,女性创业者需要适应社会层面的男性化创业规范,并且在"遵从男性规范"和"发掘女性优势"之间保持精妙平衡。(3)女性创业者合法性会因女性受到的角色冲突困扰而出现"合法性困境"问题,因此,女性创业者需要通过"家庭—社会"角色的动态匹配和自我的价值认同来重塑其合法性。本文的结论既丰富了女性创业的学术研究,也对创业合法性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采英拾贝

“公共利益”不是五行山，不保障具体的个别公民的合法权益。就不符合共和国的根本利益．因为它动摇了我们的立国之基。国家政权包括政府就没有合法性。     

国家治理论域中的中国国家合法性构建

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革中,治理理论的兴起提出了全球性的国家治理问题。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隐含着难以忽视的危机。国家治理问题关涉国家合法性问题。应对因国家治理问题引发的国家合法性危机,强化当前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当前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构建,必须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上,应当转变国家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家治理活动应从治理趋向善治,并培育社会力量、扩大社会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