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宇宙意识

就中西古代哲学来看，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人注重于认识事物的结构、特性和本质，中国人则侧重于认识事物对人的作用、影响与功能。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具有一种天人同构的宇宙意识，这种宇宙意识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设计的文化

文化，是现代社会及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极为普遍的一个概念，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左右。在中国古代，文化是被视为统治者的施正言法，是与“武功”、“武威”相对立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按中国文字的古义来解释：“文”就是在某物上做记号，留痕迹，称之为“刻纹”、“画纹”，使某物上有“纹路”、“纹花”、“纹样”等等。“化”的本意则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和性质的改变，概而言之，就是指人的意识作用于客观世界，使之发生质变的过程。而在西方，culture（文化）一词古代拉丁词c…     

论《易大传》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易大传》总结了先秦时期的朴素辩证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主要是：发展了阴阳概念，使之上升为表述事物对立同一关系普遍原理的哲学范畴；研究了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着重揭示了对立双方的交感、和谐是生命流程之创造、发展的根据；赋予辩证发展观以价值意义，并提炼为“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健行”精神，从而对于人生意义具有重大影响。这就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朴素辩证方法的理论基础，使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独有的价值     

从意象到意境——试论中国古代艺术本体论的发展

意象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艺术本体论,是主客观的完美统一;意境也属于本体论范畴,注重主客观结合,但偏于主体感受。意境取代意象深受老庄哲学影响,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以及民族审美、欣赏心理有关,也是中国文论重表现轻再现、重“意”轻“象”的结果     

中医药中的巫术遗存及其影响

巫术与古代医学同源，巫医分离之后，一直还对古代中医药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在医理、治法和方药方面。古代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就是象思维，这是典型的巫术思维，是通过获取事物的“象”,然后把这种“象”进行“比类”——类比、推理，得出一定结论的思维方法。中医药在治法和方药方面是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建构理论体系时，古代中医的理法方药无不受到古代巫术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思维方式受到了象思维为主的巫术思维的影响。     

《墨经》选诂（之四）

本文是一条《经》《说》的诂释。文中，比较详尽地考察了有关前人成说，驳正了不少误解，如认为原文另有什么奥义，或是在论述四种不同的判断或逻辑的基本规律，以及“狗又名犬”就是“重同”等等。结论是：（一）“重、体、合、类”所论述的，只是概念或其所反映的事物之间的四种相同关系。（二）“重同”，是两个名称指着同一个事物的同。（三）“体同”，是都分与整体之间的相同关系，也就是概念之间的属种关系。（四）“合同”，是不同事物并存于一处的同，也就是概念之间的并列关系。（五）“类同”，是一部分相同的同，亦即概念之间的交叉关系。     

文学批评的趋同思维与求异思维

事物在现象上有相似与非似之分,在本质上有同一与差异之别,反映在人的思维活动中就有趋同思维与求异思维这样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法,也是两种思维路线、两种思维方向。思维方法和思维路线是一般性范畴,而人们通常所说的“思维”则是相当于思维方式的具体性的范畴;思维方向就是思维主体选择思路的方向。①趋同思维是指向事物的相似性与同一性方向的思维路线和方法,求异思维则是指向事物     

思维与想象——兼谈中国古典诗

思维以把握事物间的相同性（同一性、普遍性）为己任，想象以把握不同事物间即在场的显现的事物与不在场的隐蔽的事物间的结合为目标。思维中，普遍性概念重在界定在场的某类事物，而想象则重在冲破界限，超越在场，不仅冲破某一个别事物的界限以想象到同事物中其它的个别事物，而且冲破同类的界限以想象到不同类的事物。西方哲学在从旧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传统转向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新思想以后，想象因其飞离在场的特性而受到尊崇。中国古典诗重隐秀和言外之意，其要旨就在于通过在场的东西（所谓“状溢目前曰秀”）想象到不在场的东西（所谓“情在词外曰隐”），让读者感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汉语词汇

自远古以来，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汉民族形成宽泛、灵活、综合的思维模式，对事物的认知重直觉、重类比、重了悟。这种思维方式对汉语词汇也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构词方式、词义的引申、词语的运用等几个方面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兼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一个民族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是深耕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即是深耕于中华民族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作为古人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由品评“人”与“物”向品评“艺”过渡。“艺”的评价术语与标准都是从对“人”与“物”的评价中移用而来。特有的思维方式只能运用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移用于其他的文化语言环境中,所以,有必要探讨现代文论界的理论热点: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     

“类”概念:中国传统法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

比附援引是中国古代司法适用中的一项技术,其在司法领域中的运用与中国古代的“比类”思维形式有关.中国古代在“比”的推理思维和“类”的类型化思维下形成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比类”思维形式,比附援引则是比类思维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类”思想作为比附援引司法实践的哲学基础,保证了比附援引司法技术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老子正反关系四态

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及事物的正反两面都处于两两对立的关系之中。他这种独特的蕴含丰富哲理的思维方式,可称为正反思维方式。在老子那里,事物及事物正反两面的总体关系是相反对立的,具体则表现为正反相生、相渗、相化及相若四种关系形态。他的这种思想对中国后来辩证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面神思维与《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

歌德的《浮士德》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这一辩证法思想不仅仅是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同时还是歌德在现代科学主要思维方式之一的两面神思维方式的运作下写成的。具体说来,《浮士德》中的辩证法思想,并不仅仅体现为成与毁、善与恶和爱与恨等两个不同质事物（或方面）之间的对立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认成与成、毁与毁、善与善、恶与恶同质事物（或方面）之间的对立与统一的合理性。歌德的《浮士德》正是在不同质事物间矛盾对立统一的揭示中,看到了同质事物间也存在着矛盾的对立统一,因而将两种思维模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创作了具有现代思维特色和艺术风格的艺术精品。可以说,正是两面神思维模式的运用,带来了《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     

和──中国人的最高审美准则

和─中国人的最高审美准则叶桂桐美学观念以及审美准则等等，无疑是文学艺术的灵魂。美学原本属于哲学的范畴，因此，要谈及中国人的美学观念，以及最高审美准则，我们必须从中国古代的哲学入手。一、和─—中国人的最高审美准则（一）“和”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法则在中国古...     

浅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

不同国度、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受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而思维方式又在其诸多方面留下独特的痕迹。中国人特有的“合一”、以“气”为本的生命本体论以及中国古代哲学表现出的强烈道德伦理观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缺乏竞技性与创新性     

中国古代高教文化的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的大学是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总称,这些机构或曰大学或另有其名。古代传统大学的文化积淀是从“明人伦”、“修己治人”到“化民成善”,回归人之“性理”的教育精神,再到 “利济苍生”精神文化变迁,传统大学文化具有注重社会本位、注重伦理人文以及重“道”轻“器”等显著特点,这些积淀构成中国大学文化精神的底色。现代大学文化可以借鉴其利济苍生的社会担当、伦理人文的教育理念、“道”“器”融合的思维方式等。     

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发展与柳宗元、刘禹锡论自然与人的关系

本文对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发展脉络及其两个基本理论模式（孟子的天人合一观、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观）作了论析,作者认为,如能将天人合一观和“明于天人之分”观两者综合起来,建立一个“天人合一”———“明于天人之分”新的天（自然）人观,这或许将是从宏观上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平衡破坏和环境污染、道德普遍下降,以及工农业和科技如何发展的理想思维方式     

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儒学的对立冲突

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经历了三次传入三次衰微的艰苦漫长岁月，而最终却没有能够在中国扎下深根，其根本原因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相斥效应，表现在出世观与入世观的对立，人神相分与天人合一的对立，世人博爱与差等仁爱的对立，上帝独尊与尊祖敬宗的对立等方面。尽管在明末清初时西方传教士曾做了“合儒”、“补儒”的种种尝试，希图使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命力更强，但是潜藏在更深层的内蕴仍然是二者各自独特的内容及其双方的矛盾对立。     

试论中国名辩逻辑的特点与成因

中国名辩逻辑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形式逻辑在进行逻辑分析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中国名辩逻辑侧重于从概念内涵角度把握概念、分析判断、进行逻辑推论，具有重内容分析、轻形式推演的特点。决定这一特点的因素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源于政治需要的“禁辩”传统，古汉语特质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