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与屈从——《奥赛罗》中苔丝狄梦娜形象分析

莎士比亚在其戏剧《奥赛罗》中刻画了一位深受父权思想影响,但却一直努力抗争着的女性———苔丝狄梦娜。女主人公单纯善良,却最终成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剧作艺术性地揭示了女性在当时的生存状态,也反映了剧作家的女性观。     

莎士比亚的早期悲剧

莎士比亚剧本写作的确切年代,一直是沒有最后定论的问题,但是,就一般认为的先后顺序看来,从早期的历史剧和喜剧到成熟的悲剧,再到晚期的传奇剧,各时期的剧本连接起来,确实表现出一条相当明确的发展线索。这条线贯穿莎士比亚全部剧作的始终,不仅是时间上的先后接续,而且反映这位伟大戏剧家内心生活的变化。就悲剧创作这一阶段来说,从较早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到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雅典的泰门》,这中间好象有一条清晰可辨、弯弯曲曲的曲线,它从莎士比亚悲剧观的起点出发时还带着较多的抒情意味和乐     

《奥赛罗》中爱米莉亚的女性意识分析

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既是一部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也是一部女性命运的悲剧.爱米莉亚虽是剧中的陪衬人物,却处于全剧中心事件的漩涡里,在戏剧冲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文学批评中的女性主体意识为切入点,分析爱米莉亚在父权和夫权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崛起和抗争,探讨她女性命运的悲剧原因.     

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探析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以其悲剧为代表的戏剧创作标志着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莎士比亚对悲剧创作有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悲剧创作观念。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广泛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在《奥塞罗》中的应用

亚里士多德在《诗艺》中阐述的悲剧理论反映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其是《奥塞罗》的创作中,拟从《奥塞罗》的情节布局,即情节的严肃复杂、有机组成和结局效果等方面来看莎翁对亚氏悲剧理论的应用。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里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

莎士比亚的代表剧作四大悲剧在反映时代和刻画人物时，有着人文和历史的双重眼光，体现着作家思想中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的统一，因而是对人生的一种全面而深刻的洞察。在强调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的同时，审思四大悲剧体现的历史理性能弥补对他的历史观研究的不足。     

论莎士比亚《裘利斯·恺撤》的市民心理

与莎士比亚的其他剧作相比．其罗马剧《袭利斯·恺撒》中的“市民”形成了一股与悲剧主人公相抗衡的力量．“市民”在一定的意义上决定了悲剧主人公的成败,莎士比亚的剧作在如实地反映了市民的作用基础上,更多地揭示了剧中“市民”身上的好恶无常、偶象崇拜、无意识的生存理性的集体心理。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疯癫”

“疯癫”是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戏剧手法,但如果严格遵照文本的标准,莎剧中真正疯癫的人物只有三个,即李尔、泰门和奥菲利娅,此外还有三个装疯的人物——哈姆莱特、爱德伽、泰特斯。莎士比亚对于“疯癫”的使用有着很强的个性和风格,他笔下的“疯癫”往往是一种变化,是一种权势失落的隐喻,并通过疯癫及其背后权势的失落和恢复,实现对主人公的惩罚和教育。而对于唯一的女性疯癫者奥菲利娅,则通过其疯癫表达了作者的同情和女性的反抗。装疯在莎剧中主要是一种展现复仇的装置。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使用疯癫,主要是为了增加波折,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或是为作家代言。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戏剧效果,而非情节的必需。     

浅析莎士比亚悲剧的社会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戏剧作家莎士比亚被称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其悲剧创作的思想蕴涵极其丰富。本文从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社会思想方面入手进行深入探讨,深层次挖掘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社会思想内涵。     

莎士比亚:原初女性主义者还是厌女主义者——莎士比亚女性观探佚

女性主义莎评在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对莎翁女性观的解读方面,评论家们各执一词。莎翁在其四大浪漫主义喜剧中塑造了很多杰出的女性人物,却又在其著名悲剧中将女性人物边缘化和弱势化。莎翁的女性观不能以一言蔽之,因为莎翁本身就是由普通伊丽莎白人和伟大艺术家合成的矛盾统一体。     

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

伟大翻译家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鸳鸯湖畔。之江大学的四年以及随后的编辑生涯,为朱生豪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同时使他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古典诗词创作才能,这为他翻译莎剧奠定了基础。从1935年开始准备译莎到1944年逝世为止,他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31部半,给中国莎学史和中国翻译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朱生豪长于译笔,但也不乏译论。他具有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他的译文自然流畅,这与他采用再现原作神韵和神采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     

论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诗译

卞之琳较早开始阅读莎士比亚悲剧,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的新评论虽有一些新发现,其意义主要却是对30多年曲折的时代潮流的反思。《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是白话诗译戏剧的成功尝试,他的译诗较严谨追求英诗规则的移植,亦步亦趋,刻意求似,是独特的"卞之琳式"翻译,对白话新诗的建设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

近年来,莎士比亚的戏剧的研究、莎士比亚电影的摄制和上演,在世界各国热闹非凡。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的分析,论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     

疯癫与文明——《李尔王》中的疯癫意象研究

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有很多疯癫形象。《李尔王》这部悲剧作品几乎体现了莎翁悲剧中的各种疯癫类型,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李尔王》中的疯癫意象,并就此分析莎翁的疯癫意象所传达的文化意蕴。莎翁笔下的疯癫,只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是“文明”进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莎士比亚作品主题的多样性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无论是悲剧、喜剧还是历史剧都体现出其主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来自于莎士比亚很强的处理主题的自我意识,他采用一般到特殊的模式,有意识地避免对择选素材的设限归类。从公众话题转向个人事件,创造喜剧的美学价值。作品具有重复的多样性。主人公看似重复,实则不同,如一系列女性形象,国王形象,弄臣形象都很典型。传统意象的继承运用加上单词复指与修辞学编码的运用,以此来引出具有根本意义的主题。     

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与创伤记忆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运用戏剧语言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创伤记忆。由于创伤无法通过惯常语法被感知或言说,戏剧作品充当了创伤的脚本,戏剧舞台也成为演绎创伤的场所。莎士比亚通过一系列创伤人格的塑造,揭示了人物与空间、时间和自我相疏离的心理现实。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的解读,可望揭示那些被压抑的无法进入历史和语言的特殊记忆,还原一个更完整的时代风貌。     

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莎士比亚处的悲剧往往激荡着热烈奔放的人道主义,但随着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社会罪恶,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又与现实发生尖刻的矛盾,所以莎士比亚对人类前途曾产生深沉的忧虑和感伤,这就赋予了他的悲剧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涵。     

论朱生豪的诗词创作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之关系

朱生豪将莎士比亚戏剧以具有强烈诗歌韵昧的口语化散文形式表达出来,具有不是诗词,但在诗意的表达上,胜似诗剧的特点。朱生豪的译文押韵的地方较多,句式整齐,上下句之间形成了对称、对比的形式,节奏感强,具有音韵美、整齐美的特点,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他的译文在准确的基础上符合汉语读者对诗歌和戏曲的审美欣赏习惯。他翻译莎剧的成功是与他具有较高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和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分不开的。     

《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民国时期的戏剧《阿史那》是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加改编"的本土化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民国以来一种特殊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文本的改编体现出互文性特点。《阿史那》在重写了《奥赛罗》内容,重置了情节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置于该剧的悲剧精神之中,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叩问,又有对权力、阴谋、野心的影射、担忧与批判。《阿史那》对《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化基础上的改写,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互文性中国化式的莎氏悲剧。     

从《奥瑟罗》看莎剧中的非洲人形象建构

莎士比亚至少有5部作品涉及了非洲人形象书写,但以《奥瑟罗》中的奥瑟罗形象最为成功。莎翁在这部作品中,刻意将既值得颂扬又应该批判的奥瑟罗形象纳入剧本并对其进行艺术处理,莎翁种族观的两重性在这个＂他者＂形象上显露无遗。莎翁通过歌颂奥瑟罗英雄形象,试图扭转17世纪英国人对非洲人的偏见和种族歧视,在彰显其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同时,还刻画了奥瑟罗在寻求白人主流文化认同之旅中的兴奋与彷徨,作者潜意识里欧洲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流露在剧本字里行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