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法之争与嘉靖初年政治——以李阳凤案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嘉靖二年(1523年)的李阳凤案引起了刑部尚书林俊对世宗以诏废法的强烈抗议,最终,林俊间接因此案被迫辞职自解.但随之而来的由杨廷和等人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言官抗疏运动扩大了林俊所发起的"诏法之争",对李阳凤案的讨论持续发酵,主要集中在对皇帝遵从祖宗法度的守统意识及君主亲贤远佞的道德自觉的争辩上,前者关涉的是长久以来明代司法危机的爆发,后者则是统治危机延伸的结果,这与嘉靖初年"大礼议"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由李阳凤案所引发的诏法之争和其他一系列冲突事件的发生,都是嘉靖初期君臣政治角力的一种体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时政治情势的崭新视角.     

由隋义宁二年五月诏与唐武德元年六月诏看李渊兴兵及隋恭帝禅位的真相

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皇帝于施政过程中发布的"王言政令",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下行政治公文,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律法、外交、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史实,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太宗实录》等史籍一道,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可补正史之阙.即便是那些旨在宣扬皇德的诏敕文,如皇帝的即位、改元、祭天、封禅诏书,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的史实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本文主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隋义宁二年五月诏与唐武德元年六月诏,来挖掘其中隐藏的李渊兴兵反隋及隋恭帝被迫禅位的真相.     

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

清高宗执政初期,完成了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其中,"三礼馆"的诏开和<三礼义疏>的结撰,即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三礼馆"的诏开,一则昭示了清高宗对其祖圣祖之文化政策,并最终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政治取向的转变;一则开启了学术方向上对经学特别是<三礼>学的有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和阐发.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三礼馆"的诏开对<四库全书>的汇辑具有启发意义.     

秦汉时期的诏事、诏使与诏吏辨析

出土秦器物铭文和封泥中有“诏事”或“诏使”“诏吏”二字,辨析众多隶释意见,实指同一职官。一般认为诏事是负责管理制造器物的职官,与属邦有关。但从职官命名原由来看,诏事本职实非负责管理制造器物,而是负责接待来朝聘的诸侯、友邦使者,是典客的属官。秦汉易代,文献和出土材料未见再设诏事之职。由于“诏”字作为皇帝专用的禁忌,“诏事”作为职名并未见有原来意义的设立,而汉代诏使与秦诏事名同实异。     

论宋季的拟人制诏

南宋后期,文人写作了不少拟人制诏表疏,现在仍有当时编行的专集三家四种、总集两种传世.本文论述拟人作品的源流及写作特点,指出拟人制诏在宋季大量产生,既是对六朝、唐代文学的继承,又是宋人戏谑风气由诗词向文体的扩展,也是诗词中拟人修辞手法的延伸,同时还是接受民间文学(如"说话")影响的结果.拟人制诏在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是文体解放的大胆尝试,为后代神话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成为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过渡的桥梁.     

蒙哥汗的即位与蒙元帝国

蒙哥汗的即位是大蒙古国的重大事情,也关系到忽必烈建立元朝的重要问题。蒙哥汗是窝阔台汗之后,经十年动乱,由唆鲁禾帖尼别吉的帮助和拔都的支持下继承汗位的。蒙哥汗即位后,结束了十年动乱,巩固和扩大了大蒙古国的统治,为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尤其,蒙哥汗的即位,使黄金家族汗位由窝阔台系转至拖雷系后,忽必烈才会有发展的机会和称汗称帝的可能性。在此,本文试图分析蒙哥汗即位前后的大蒙古国的政治变迁,来阐述蒙哥汗的即位与蒙元帝国的关系和历史意义。     

论苏颋的诏敕创作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最重要的诏敕起草者之一,其诏敕作品与张说合称“燕许大手笔”。在张说的诏敕作品几近佚失的情况下,今人要想窥见“大手笔”的风采,就只能从苏颋的诏敕作品中一探究竟了。本文综合梳理了苏颋的210多篇诏敕以后发现,他执笔的诏敕骈散间用、融散入骈,用典的时候以熟典为主,骈对的形式和句法多变,同时以雄健的笔法展示出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气质。总的来说,苏颋的诏敕创作笔法雄健、气度雍容、辞藻壮美、格局明朗,既具风骨又不乏声律,为初盛唐之交的文风和诗风劈出一条新路。在诗歌领域“声律、风骨始备”的开元十五年到来之前,苏颋的诏敕创作已经率先在散文领域实现了声律和风骨的融合,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导夫先路。     

关于周文王的即位与称王——读清华简《保训》札记

根据传世文献,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号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元.是否改元,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寻.清华简<保训>如果确为周文王遗嘱,其中"惟王五十年"一语,可以证明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不足以证明他从即位之年就已经称王了.     

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主旨新探

关于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的意图,有消弥五代士怨与娱乐休闲两种主要观点.考察《广记》的内容和宋初的文化语境,则会发现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实际还隐藏着更为重要的“神道设教”政治意图.     

从绍兴四年高宗手诏看其进取之志

绍兴四年伪齐联合金人大举进犯南宋.在这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高宗的对敌态度从隐忍转而为抗击,使这次战役的走向与结局发生了不同以往的重要变化.自战事开启,高宗连发手诏,其中发布于绍兴四年十一月的讨伐刘豫以定顺逆、起用张浚以成事功的两次最为重要.结合两次手诏发布的前后背景,可以清楚地见到南宋前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高宗积极进取的对敌态度.     

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

"大礼议"是在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尊号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论争,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大礼议"中,湛若水站在杨廷和等人这一边,反对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反对嘉靖皇帝在奉先殿侧建庙以祀兴献帝.后来,在"郊祭礼"等问题上,湛若水亦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被人理解为处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家,湛若水企图用自己的思想、用传统的礼制观念来影响嘉靖皇帝、影响当时的政治,他的愿望最终落空.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彝语王号“诏”与“庄”音义变异考

彝族以“诏”为君王称号由来已久,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方言的分歧,这一称号无论在读音上还是语义方面都发生了变异。“诏”的语义大致与汉语的“酋长”、“君王”、“长官”等相当;其读音,因时地而异。在汉文史籍和地方志书中通常把“诏”音译为“蒸”、“祝”、“竹”、“庄”、“招”、“则”,以及音译加注为“竹王”、“庄王”、“诏王”、“诏主”等。以往考释这个古词,大都限于汉文字方面,故曾出现许多望文生义的解释,甚至出现一些纰谬,为后人研究史事设下很多障碍。为了澄清与此相关的一些历史遗案,本文试图运用文献资料和彝族的现代口语材料对“诏”的词义演变历史和语音变化情况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与“诏”相关的历史遗存问题。     

试述唐高宗李治的《简择史官诏》

唐高宗李治《简择史官诏》中的"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灼然为众所推"、"亦恐泄漏史事"五个标准,是我国古代遴选史官的第一个公开标准,是唐以前历代杰出史官优秀品质的结晶,是后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说的依据之一。它不仅是当时一个胜任史官的必备条件,也是其后历代史官和史学家修养自身的标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两汉罪己诏：基于“深察名号”的伦理治理

两汉罪己诏是皇帝自省的特殊文本,也是两汉时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发挥着服务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治理作用。两汉罪己诏的罪己看似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归咎自责,但文本的展开却是从名实关系角度进行的不同“深察”;人们通过“观天意”而“循天意”,形成了“名生于真”的规定性,为两汉罪己诏提供了“名顺于天”的逻辑前提,使得罪己形式的治理实践始终以“名号”的真意为准则,通过析名见义、循名求实、揽名责实等方式展开具体的“深察”,进而按照“名伦等物”的价值准则形成治理举措、礼治秩序。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对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两汉罪己诏存在一定的虚伪性,但仍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论萧太后在辽圣宗即位之际所采取的措施

萧太后在辽代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圣宗即位之际 ,她适时采取各种措施、稳定政局 ,为辽代的兴盛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关于秦桧矫诏杀岳飞的问题

民族英雄岳飞是谁杀害的问题,史学界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另一种是秦桧矫诏杀岳飞。我是同意前一种说法的。持秦桧矫诏杀岳飞说者,认为岳飞冤狱,“名曰诏狱,实非诏旨”。其主要论点是秦桧自绍兴八年三月再次任相以后,就逐渐专权起来,到这年十一月,胡铨上疏乞斩王伦、秦桧、孙近三人头,竿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