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后》——缔造斯宾塞传奇的神来之作

斯宾塞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长篇巨诗《仙后》使他的诗歌成就达到巅峰。在作品中,诗人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道德与爱情、宗教与政治情怀,并且刻意追求艺术创作上的完美,怡情中教人向善,严肃中又不失唯美。特别是他首创的十音节格律形式—斯宾塞体,更是达到一个后人仰视的高度。本文借以上诸方面,旨在赏析一位伟大诗人与他的不朽之作。     

《华兹华斯诗歌选》序言

华兹华斯去世已近三十年,当然他的诗歌爱好者及崇拜者也不能以为他的荣誉仍在闪烁着光芒——在国内他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在国外也还谈不上承认。我却坚信,在莎士比亚和密尔顿以后——因为他们的诗歌是得到全世界肯定的——从伊丽莎白时期到当今,毫无疑问,华兹华斯的诗歌在英国文学中是最值得重视的。乔叟由于是英国诗歌的先驱,也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拿他和华兹华斯进行对比。除了莎士比亚和密尔顿,我们列出伊丽莎白时期以来的诗人名单研究一番——斯宾塞、德莱顿、蒲柏、葛雷、哥尔斯密斯、科伯、彭斯、柯勒律治、     

乔叟对宫廷爱情传统的重写研究

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是14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由于深受宫廷文化的影响,乔叟在早期诗歌中沿用了宫廷爱情传统,但为了反映英国宫廷的现实而对其进行了相应改写。随着文学视野的不断开拓,乔叟在宫廷爱情传统中融入了现实主义元素,对其中的贵妇和骑士的形象进行了革新。在后期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进一步超越了宫廷爱情传统的局限,以“婚姻”为隐喻表达了他对当时英国阶层矛盾的态度。乔叟在诗歌创作生涯中对宫廷爱情传统的不断重写不仅生动地反映了他个人风格形成的过程,还为后人了解中世纪末期英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济慈诗歌创作成因探源

一在英国浪漫派的五大诗人中,与拜伦、雪莱齐名的约翰·济慈(1795——1821)是一位诗才晚熟、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济慈18岁始步入诗坛,给他带来诗歌灵感的是英国伟大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的诗歌魔杖。斯宾塞的代表作《仙后》唤醒了济慈的天生诗才。令济慈欣喜若狂、满怀热望、惊叹不已的是斯宾塞的诗歌形象中产生的特殊引力及其诗歌世界里图画般的色彩和音乐魅力。影响济慈诗歌创作的尚有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和拜     

从象牙之塔走向现实主义——论乔叟和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杰弗雷·乔叟(Geofrey chaucer 1340?—1400)是一位对英国文学作出了特殊贡献的杰出作家。在英国文学史上,他是莎士比亚以前最伟大的诗人,是第一位赢得世界声誉的英国作家。在他以前的英国文学,其主要成就在于英雄史诗(heroic epic),而当时的英雄史诗基本上是一种口头文学,由于作者的名字在口头流传中已失传,现存英雄史诗已成为伕名作品。其中除了那首反映日耳曼民族生活的“贝沃尔夫”(Beowulf)是完整的以外,其余仅是少数残篇。因此有人主张,真正的英国文学史应当从乔叟算起。乔叟是在诗歌创作中第一个成功地应用“英雄双韻偶句诗体”(heroic coup(?)et)和“皇韻诗体”(rhyme royal)的诗人,他使这两种诗体     

意大利体和英国体十四行诗对比研究之我见

十四行诗是欧洲的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由于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和英国诗人莎士比亚使这种诗体的创作臻于完美,从而使意大利体十四行诗和英国体十四行诗成为欧洲诗坛的重要诗体。本文以同为英国文学巨匠的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所著的两首具有代表性的十四行诗为切入点,从诗歌的格式和押韵的方法并结合诗歌内容和诗歌中所反映出来的思维习惯等方面,展开对意大利体和英国体十四行诗的对比研究,借此深化对这两种诗歌的理解和鉴赏。     

言与不言：乔叟《托依勒思与克莱西荻》的关联分析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 ,乔叟的《托与克》堪称是诗人与读者之间进行的一种典型的明示—推理交际。明示就是乔叟在诗歌中明确给出的信息 ,即诗歌的言。借助于诗歌的言 ,读者可以推理而解读出诗歌的不言 ,即诗人的交际意图。虽然乔叟的这部长诗的明示信息是古特洛依战争背景下的“宫廷爱情” ,但诗人超越了这一浪漫主义的叙事主题 ,而表达的交际意图是诗人现实主义的眼光下的英国社会 ,以及诗人自己的感情流露     

论《坎特伯雷故事集·总引》中的人物和人物描写

(一)《坎特伯雷故事集》及其“总引”乔叟是英国伟大诗人之一,他晚年创制的长诗《坎特伯雷故事集》(约1386—1400年),不仅是他自己的杰作,而且是英国中世纪文学的高峰。《坎特伯雷故事集》虽未全部写完,却相当充分地反映了诗人所处的时代,描绘了十四世纪的英国社会。正是由于这部作品,乔叟为英国文学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作品主要以一种比较灵活的英雄双行诗体写成,处理了一些重要的题材,气氛清新,文辞鲜明,叙事动听,描写逼真,几百年来深受读者的喜爱。     

古英语诗歌的发展与中国新诗散文化之比较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中文还是外文,文学形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逐渐改变的.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古英语诗歌的演变,来解释诗歌形式变化的因素,并从中考察中国新诗散文化现象.从英语语言史和诗歌传统分析,古英语诗歌语言特征和基本诗歌形态与现代英语诗体裁相距甚远,并没有真正被后世英语诗人继承下来,这其中诗歌进化的演变和选择表现出的规律似乎对探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形式变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古英语文学始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头韵体诗歌,从7世纪到之后的400年间出现了许多杰作,像<贝尔武弗>这样的史诗性创作成为英国文学史辉煌的开端.虽然头韵体诗行仍然出现在后来兴起的尾韵体诗歌中,但作为一种诗歌形式,头韵体似乎在书面文学中消失了[1],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14世纪以乔叟为代表的诗人创造的尾韵诗歌,并影响了后世的许多杰出的诗人,乔叟也因此确立了其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被17世纪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德莱顿誉为"英语诗歌之父".[2]     

空间与时间的自由游戏——《坎特伯里故事集》中的戏仿与解构

杰弗里·乔叟的诗体短篇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该作品首创了英雄双行体，为乔叟赢得了“英国诗歌之父”的美誉。作品一方面通过戏仿西方传统中的一系列典型二元对立层级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让弱势方对强势方施加权力来颠覆组合中的权力层级关系，还以更多细节打破各元素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突出组合的不稳定性，最后通过模糊概念元素之间的边界来彻底解构二元对立层级结构，呈现意义的“自由游戏”和“不可判定性”，展现了乔叟在文学思想上超越同时代(甚至后来数个世纪)的独特性与先驱性。     

论沈约文学活动的影响

沈约是齐梁之际的著名诗人和文坛领袖 ,其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提励文学新人、参与文学集团与倡导以“三易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思想四个方面。他所提倡的“四声” ,引起了声律说的广泛流行 ;求真向俗的文学思想更在当时起到了革除晋宋诗歌生涩僵硬的弊端的作用 ;而这种文学思想却又导致了后代诗人对沈约的批评与冷落。     

人事的诗与人生的诗——论吴投文的诗歌创作

吴投文是近年来湘籍诗人中一位颇有实力的写作者和诗歌研究者。他的诗歌创作始于1980年代末,早期诗作着力在乡土风情中抒发青春的思悟,留下中国文化的投影。2003年是他的诗歌创作转折期,对人事与人生的书写,使他的诗歌表现出反讽与戏拟形态,他揭示存在的荒谬,同时又表达孤寂空虚的人生感受。     

戴望舒诗的现代性举要

戴望舒作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袖,强调新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达这种情绪的形式”,主张写“纯诗”,统摄在他诗歌中忧郁感伤的情怀,是诗人通过对自我灵魂的本真思考得到全面的展示;诗人灵魂与自然意象的融合,既表现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密切联系,又深印着传统文化的心理情结。     

徐陵诗歌的审美艺术

徐陵诗歌在艺术层面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他的诗歌声律非常严谨,诗句的合律程度极高,超出了同时代其他诗人,并且出现了成熟的律诗。在用韵方面和谐细腻,达到了唐代诗人的用韵水准。俳偶艺术工整稳妥,精细巧妙,时常出现新颖奇特的对仗形式,甚至还用了不少“借对”和“流水对”。用典稳妥切当,多以熟典入诗,引用典故能融于诗境之中,密合无垠,不著痕迹,达到令人不易觉察的妙境。声情茂美,相得益彰,诗人以声情传达诗情,使格调美与意境美相互融合,韵味悠长。     

唐代山水诗中的吏隐意象——以谢朓接受为例

唐代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吏隐,这正是从称引谢朓作为宣城太守角色的诗歌中得以体现的。人们称引谢守,不是特指为官,而是多和郡斋、青山等意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关键在于小谢太守高斋的吏隐形象。谢朓对吏隐形象的成功定位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成功之处,这和他山水诗艺术上的成就相辅相成。唐代有很多推崇谢朓吏隐人生的代表人物,这极大地推动了他在本时期的接受,李白和大历十才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唐人把对禅宗的理解融于山水诗,是对谢朓吏隐形象的进一步发展,透露出比他更通达的人生观与审美观。     

诗歌与生命同体——试论海子之死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死亡"是海子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海子在诗歌中讲述死亡,就像讲述一切语不惊人的故事;海子甚至在诗歌中表现出他对死亡意识的迷恋,表现出一切带有浪漫主义冲动的诗人的共同特点。海子就是这么一个残酷的诗人,我们总能在他的诗歌中寻找到他生命的轨迹。海子的诗歌与他的生命同体。     

菲律宾华文诗人云鹤新诗创作的特点与价值

菲律宾华侨云鹤是著名的华文诗人,一生致力于新诗创作,他的诗路上既有鲜花,也有荆棘。他是一位具有较好的语言智能、较自觉的诗体意识和较强烈的现代意识的优秀诗人。他的语言智能、诗体意识和现代意识使他创作出了《蓝尘》、《野生植物》等优秀诗作。他也是一个自我意识较强的诗人,重视诗体的独创性。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语言智能有些减弱,影响了诗作的艺术性。考察云鹤的新诗创作,特别是从语言智能、诗体意识和现代意识三个关键词角度评析他的新诗创作,有助于思考新诗的出路等现实问题。     

神龙金翅振采腾辉——试论近代名家易顺鼎的山水诗

我国山水诗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近代诗人易顺鼎才华横溢,其作品广受称誉,山水诗有突出的特色。易氏天才雄放,志在经世,诗中饱含忧时爱国的情怀与自由超逸的个性;在艺术方面表现为雄奇瑰丽,气象万千,无论五、七古大篇或律、绝,皆能独辟新境,异采纷呈。当今遨游山水、喜作传统诗歌者,易顺鼎诗堪为借鉴。     

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