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对建立我国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法律制度的思考

我国环境资源中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或原则还不明确、具体,也缺乏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生态系统开发的申报许可登记制度、生态破坏的恢复与生态系统重建制度、征收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保险制度、生态保护基金制度等具体的生态系统管理制度。因此,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具体应做到:第一,在整个法律体系层面上,借鉴有关先进国家相关法律体系的配套完善的经验,对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配套拓展;第二,在建构专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法律体系层面上,坚持现有法律体系,通过制定新法和修订现有法律相结合的途径,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律体系;第三,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法律的具体制度层面上,应注意填补环境保护法规空白,完善法规体系,使我国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法律制度健康有序地发展。     

古代生态环境建设与官吏考核制度的启示

我国历朝历代不仅设置有功能职责大致相近的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拥有大量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令、诏书、禁令等,还开展了很多生态环境建设活动,并且在对官吏政绩的考核方面,也蕴含了不少保护及治理生态环境的萌芽思想和具体措施。因此在本土环境下吸收借鉴古代生态环境保护、美化绿化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相关的官吏考绩工作中的精髓部分,引导现代官员自发自觉地进行环境与生态建设,倡导树立一种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生态的发展观与政绩观,对于现阶段和未来时期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化研究都具有坚实基础和深远意义。     

从宪法生态到生态宪法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当代宪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与经济生态成了人们反思的对象。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为生态宪法奠定了法理基础。对生态宪法的构建可以从权利主体多元化、权力平台的重构和新的权利宪法保护原则的建立等三方面入手。生态宪法的出现将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宪法保障。     

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

经过局部修改之后,我国现行宪法呈现出两个文本形态:其一为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其二为宪法修正文本。1988年局部修宪时,我国决定仿效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宪法在文本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异,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效果并不理想,宪法修正文本遂得以产生并普及。作为一部成文宪法,我国宪法应当具备唯一确定的文本形态,宪法文本应当兼具充分的正当性与较强的实用性,因此有必要在两个宪法文本间作出选择。选择宪法修正文本是一条更为现实的进路,而选择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则有可能进一步发挥宪法修正案的功效。     

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说看我国农村环保法治

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实现必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由于我国农村天然条件比较差和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嫁,以及农村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难以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造成了农村生态的严重破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说,认为“可行能力”是实现自由的前提.我们应当注意到我国农村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天生劣势”和“后天影响”造成“可行能力”上的匮乏,农民迫于生计的经济利益追求与生态环境利益保护存在矛盾.政府应当承担积极的义务和履行相应的责任,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加大对农村生态环保的投入力度.     

“生态环境”宪法概念解析

“生态”与“环境”源于不同学科，所指大同小异，且不断发展变化。我国宪法中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独创概念，在科学界曾引起广泛争议。因其具有多义性，容易引起误解，并非理想的法律概念；但有其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宪法角度的正确处理是接受事实、辩证分析，结合现代环境观念和既有法律事实作出最广义的宽泛解释，为下位法中的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而不必强求与法律概念的齐整对应。环境宪法解读应跳出文本局限，更加开放、务实。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存在基础及司法实践

相对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而言,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生态环境危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矛盾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时代背景,生态环境恶化而保护手段单一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制度需求,生态环境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权利哲学基础。从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特性、公众参与理论、司法能动等方面也可以找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存在的正当理由。     

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向度供给新论

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西部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日益严重化以及对我国生态、经济安全的全局性影响决定了我国应更加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由于传统环境民事、行政责任规制的疲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向度供给便具有了其历史的必然与必要.扭转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伦理范式进而转向更为科学合理的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基于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道德共同体内涵的拓展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纲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西部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新路径.     

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以中国宪法第26条为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是宪法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宪法生态环境核心条款为第26条,此条文具有其特殊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架构下予以解释。德国"制度性保障"理论可资借鉴为释义基础,据此理论,古典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相区分,保障效果是"核心不可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现代制度性保障属于客观价值秩序,国家须"积极形塑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制度,受宪法保障,宪法通过制度性保障的消极和积极之二元结构,课以国家义务,促成环境保护之实现。     

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向度供给新论

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西部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日益严重化以及对我国生态、经济安全的全局性影响决定了我国应更加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由于传统环境民事、行政责任规制的疲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向度供给便具有了其历史的必然与必要。扭转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伦理范式进而转向更为科学合理的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基于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道德共同体内涵的拓展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纲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西部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新路径。     

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法规范语义分析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我国基本政策制度的集中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现行宪法的多个章节中均有涉及,一方面证明了该制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整个宪法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从宪法文本角度出发,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及维度进行探析,即是从最基础的角度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审视,意义十分重大。当前,我国面临的民族问题形势错综复杂,应当把握好宪法文本这个总纲,通过挖掘宪法文本中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表述的内涵,为民族工作提供理论指引。     

生态文明建设不应忽视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采撷

作为一项关乎全国各族人民福利的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建设需给予区域经济文化类型差异以历史文化关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诠释了特定时空内人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其蕴含的生态思想资源与生态制度文化内涵,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采撷的可能。对其采撷可为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衔接生态环境保护文本法与实践法的断裂,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本土理论建设提供有益营养。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耦合协同评估

对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耦合协同进行评估是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能力进行测量的基础上,应用耦合协同模型评估2014～2019年间生态环境保护与政策能力的协同情况。评估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与政策能力呈现“高耦合、低协同”特征。这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自身难度大、地方政府政策能力不够且具有较大差异、生态环境保护与政策能力步调不一致有关。未来可以从完善制度、搭建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突破困局。     

论宪法视野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作为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对于推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更高层次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整个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依据主要表现为政策性文件,缺乏权威、统一和专门的法律规定,与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需要加快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此问题为导向,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置于宪法视野中加以审视,主要通过历史梳理和文本分析,厘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科学内涵,探究其合宪性基础和宪法许可界限。本文认为,我国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相关的宪法规范经历了以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所有权确权为主的萌芽阶段、以各自然要素分散管制为主的发展阶段,以及全域全要素统筹管制的确立阶段。如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因应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任务、保障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要求,从而得以在现行宪法中找寻到其获得宪法许可的合宪性基础。与此同时,现行宪法又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设定了许可...     

德国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非常重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在发展农业经济的过程中,除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其加以规范外,还特别制定并实施了生态补偿政策:对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方式的农户或者其他为环境保护作出特别牺牲的相关主体给予一定的经济或者政策补偿,以协调农业生产、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深入剖析德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出台的原因、具体内容以及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完善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制研究

针对我国农村面临的生态环境实际情况，以及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主要探讨法制建设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的举措及经验借鉴

澳大利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较早地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保护,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同步推进;澳大利亚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建立全民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坚持依法依规治理环境、实现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生态化、强调尊重自然规律等,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一些成功做法;当然,澳大利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存在一些利己主义行为,对全球环境保护不利。     

先秦儒道生态伦理的相通性

儒、道之整体思想虽然迥然相异,但是根植于自然经济的儒、道在自然环境保护上却是殊途同归,无论是生态环境观,还是生态伦理原则,生态伦理规范等方面皆有相通之处。     

宪政逻辑与宪法文本的完善

宪法文本是一定宪法价值的载体和外在体现,宪政逻辑是反映宪政价值的理论体系.宪法文本与宪法逻辑并不只是一种关系,这是造成宪法与宪政背离原因之一.我国现行宪法文本还不完全反映宪政逻辑,推行宪政必须有一部反映宪政理念、符合宪政逻辑的宪法文本.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必须从人权保障规范、国家权力规范、宪法结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修正和完善, 宪法修改一定范围内消除宪政逻辑与宪法文本上紧张关系,调适宪政逻辑与宪法文本的关系是深化我国宪政建设的一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