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位继承法再探析

西周实行嫡长子继统法,是学界的普遍共识。但也有学者认为,西周初年周公并未创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把先周时期的"兄终弟及"改变为"一继一及"制,直至春秋战国之交嫡长子继承制才正式确立。然细考史实,太王迁岐后,周邦继统法是立子以贤,直到武王卒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终使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全国施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立嫡制并不绝对排斥择立庶子,太子死或王后无嫡,即可择立庶子中的贵者或长者继位。同时,先王死后无子,制度上亦可兄终弟及,但逆制性的兄终弟及则是对法定继承制度的违忤与破坏。经过周公改制创立的更为完备的嫡长子继承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家安定与发展的积极作用。     

宗法今解——兼与杨宽先生商榷

要研究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必需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从三礼探讨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拜读之下,有很多感想,现以宗法制度为例,提出来与杨宽先生商榷。《新探》“试论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章中,谈宗法制度的,有这么一段话:“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或者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     

周宣王杀鲁懿公辨

《中国史稿》第一册(1976年版)第292页说:周。宣王还伐鲁国,杀死鲁懿公,强立其弟孝公,从而同姓诸侯也就出现了不和的现象。”宣王杀鲁懿公之说,误。《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懿公九年     

春秋鲁国“一继—及，鲁之常也”辨

三代王位的传承途径具有相对的复杂性,并不是开始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春秋鲁国的“一继一及,鲁之常也”的特例,既是夏代家天下确立后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上家族之争的斗争孑遗,也来源于周公个人的政治作为,鲁国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确立,是家族由大变小的趋势产物,反映了三代王位继承上“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关于拓跋氏继统制的几个问题

一、兄终弟及史学界通常认为,北魏之前的拓跋鲜卑王位继承实行兄终弟及制。如王仲犖先生说:“在拓跋氏自拓跋诘訜以下酋长的氏族传统中,例如兄弟轮替继承王位的兄终弟及方面,到了道武帝之后,兄终弟及制才为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代替。”①这种看法多少有些不确。拓跋鲜卑建立长子继统制始自圣武帝诘訜。《魏书·序纪》:“初,圣武帝诘訜尝     

论楚王的继承制度——兼论先秦君位传袭的演变

关于楚国王位的继承制度,在史学领域历来存在纷岐颇大的争论,或认为乃“幼子继承制”,或认为乃“父子继承制”,或认为乃“嫡长子继承制”,或认为以上三制并行不背。总之,岐说并存,尚无定论,需要继续探索。 历史不能割断,任何一个共同体或国家政权的社会制度,总是无法超越它的时代的总的水平及其生产条件,必然要受到上下左右的制约,存在着纵向和横向的联系,渗透与影响。楚国历史当然不能例外,否则,将会成为历史的怪胎。我们既要看到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又应看到历史的共通性。     

唐代皇位继承的特征及其成因

唐代的皇位继承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的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同时也折射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意义。所谓的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只是表面现象,稳定才是实质。从整体上而言,嫡长子继承制在唐代是受到重视的。     

宗法制在晋国的衰落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晋国的变化则尤为突出。在其内部,各种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因素急剧增长,新型的生产关系也随之出现,这一切猛烈地撞击着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本文仅从作为奴隶制社会特征之一的宗法制入手,对影响宗法制正常运行的一些封建因素作一粗浅的分析。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氏族组织发展演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族制系统。天子世代相传,且由嫡长子继承职位,奉祀始祖,称为大宗。嫡长子以外的其他诸子被封为诸侯,称为小宗。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庶子分封制。其实质     

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

甲骨文“德”字之象形取意与“中国”帝王垄断正历法、方位等天学宗教事务有关。由天学事象衍生出了“德伐”、“正德”、“经德”、“明德”等名词称谓,此种意义上的“德”观念,三代一以贯之。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建设又赋予了“德”字新的人文内涵,就其具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等级的贵族所获得的官爵俸禄、配享之礼乐及其所应承担的政治义务;而就其抽象性而言,则意味着亲亲、尊尊、尚贤之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情感,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德”的精神支撑。凝聚了“德”之二义的西周仪式礼乐,既具有德政的性质,又具有德教的性质。     

列宁"租让制"对外开放思想研究

实行“租让制”是列宁的伟大首创，也是列宁对外开放思想核心内容。作者从实行租让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须坚持的原则、政策与策略三个方面对列宁“租让制”对外开放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今天研究与继承列宁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对于我们不断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