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左翼文学与20世纪3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

商业化的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滋生地,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上海三十年代初文学商业化趋势有密切关系.借助上海成熟的文化市场、商业化的生产传播方式,左翼文学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蔚成大观.3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学审美风尚的变迁,读者对此类作品的需求减弱;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加强图书审查制度,大大压缩了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种种因素导致左翼文学从创作到出版的式微.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30年代商业化语境中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流派

本文分析了3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商业化生存语境,从文学生态的角度揭示了30年代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等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土壤中所蕴含的商业化倾向因素,重点揭示了商业化倾向对30年代文学传播和文学流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精神分析学说与30年代非左翼文学

对30年代非左翼文学的研究,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与非左翼文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一些突破。这件突破主要体现在对单个作家乃至流派的研究的深入上,例如对沈从文、对以施蛰存为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都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目前的局限主要在于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学说与整个30年代非左翼文学从宏观上进行整体研究。本文愿意就此进行系统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文化互动与空间转向——论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学”

“都市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现象之一,其出现显然与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考察“都市文学”的概念及其生成语境的前提下,依次探讨其发展脉络、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精神面貌,以及运用空间理论、后现代地理学探讨其系列问题,进而延伸至世纪初文学的“进城”与“返乡”等问题,既可以勾勒90年代以来都市文学的基本脉络,同时,也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     

政治文化语境与20世纪30年代特殊文学文体的盛行

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导致了独特的文学风尚的形成,这种文学风尚既体现在作家的审美选择、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美学倾向方面,同时也具体地体现在文学的文体形式甚至表达方式上。30年代文学有着特殊的文学文体形式和文学表达方式的特点,而这些文体形式和表达方式得以盛行又有其深广的政治文化语境的根源。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回到本土语境: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转型

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然而在近10年中,这一问题未能有效推进,其症结在于研究者忽略了90年代文学发生的本土语境,仅仅依靠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导致“断裂”说的流行。相反,如果研究者将90年代文学转型纳入80年代文学参照系中进行考察,就会清晰地看到90年代文学转型的发生与中国现代文学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更加准确把握文学史发展的脉络。     

论苏雪林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想

苏雪林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想接近于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她反对把道德从文学中剥离,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拥有健全的人格,在创作上尽量避免不道德的题材;相信文学是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表现,贵在表现人类“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从而具有“永久的兴味”;反感因想象力或情感的泛滥导致文学形式的失范,推崇在理性节制下所产生的文学的力量.从这种新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想出发,苏雪林对当时文坛的种种流弊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看法,但由于道德、人格等概念有太大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导致她在某些作家作品上的判断产生偏执.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后,因其概念的中性色彩与包容性,它远远优越于以往革命、启蒙、汉学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阐释角度,从而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现代性又是一个无比混沌的概念,学界目前对文学现代性的定义仍难有结论。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视野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文学研究淹没在文化研究中。为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规范,文学研究应该始终立足于文学,以具有形式审美、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文学性”为研究对象。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延安文艺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联系

长期以来,人们在描述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时,惯于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称此前的文学为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称此后的为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尽管近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开始被接受,但在对具体文学运动,尤其是对世纪中叶文学思潮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仍习惯用传统提法。如将发生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延安文艺”、“解放区文学”认作现代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认作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当然,“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提法,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失为一种认识…     

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本文主要对“2 0世纪中国文学”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 80年代中期提出的“2 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是应学术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产生的 ,显示出其世界性、全球性的研究胸怀与视野 ,受到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是 ,时至今日 ,这一文学观又有明显的局限 ,这主要表现在未能突破文化对文学的束缚 ,成为一个非文学性命题。这种非文学性具体表现在现代性、共同性和文体性三个方面。进而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性”思路 ,即以“文学穿越文化政治”的思路代替“文化政治推动文学”的思维 ,从而体现文学对文化政治现实进行“本体性否定”的文学性要求     

上海租界内工厂检查权的争夺——20世纪30年代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涉

20世纪 2 0— 30年代 ,国民政府以收回国家主权为目标的对外交涉在一些领域展开 ,关税自主权的部分收回 ,政府印花税、卷烟税等在上海租界内的征收 ,以及实行已久的上海租界道契制度的变更等等 ,均表明收回国家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些结果。其中围绕对上海租界内工厂施行检查所进行的交涉谈判 ,是国民政府借实施《工厂法》为契机以图对上海租界收回部分主权的又一行动 ,这是上海租界史中一段重要历史 ,也是当时中外关系中一件大事。由于原始资源缺乏 ,这一重要外交交涉的内幕一直未被清楚揭示。本文根据有关原始档案资料 ,对这场交涉的曲折过程 ,及其所反映的有关背景等进行论述 ,以揭示被掩史事的来龙去脉     

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于“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与实践

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域与文学格局的形成。由于作家的立场、性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出三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向：一是认为“现代”存在于未来,预设某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激烈的革命诉求下否定当下生活;二是认为“现代”就是当下,着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在对现实生存的欣赏与把玩中展现“现代”;三是将目光向后看,尝试从地域风俗和久远的道德理念中寻找别样的“现代”形态。     

在历史与非历史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断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开始入史,但中国现代文学治史者仍有许多困惑,诸如研究对象的称谓——概念问题、研究单元的界定——分期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现代性问题等,至今无法廓清。梳理学界有关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的论争,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已是我们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当务之急。在对研究现象综述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一个以“五四”文学为内核的文化场的设想,以期在文学本位上解决上述部分问题。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