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试论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

传记文学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一种文学样式。传记的文学性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运用艺术性的表现手法,再现传主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传主精神历程的叙述,对人物的行动、语言的描写,细节的刻画等展现传主独特的个性气质。     

宋濂传记文艺术成就与时代影响

宋濂传记文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传主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作者综合运用多种写人艺术、高超叙事技巧和浓郁抒情笔法,取得较好艺术效果。宋濂传记文艺术主要源自继承和发展秦汉史传传统和唐宋韩柳传记文成就,他是明前传记文成就的集大成者,其传记文创作开启明代中后期平民传记文创作的先河,也推动了中晚明人文气息浓厚的小品文出现,并开创明清传记传奇化写作风尚。宋濂传记文成就非凡,贡献卓著。     

事实、理解与还原:传记的文本间性——以王世贞传为例

文本间性是传记的一大特性,传记的文本间性呈现出文本挪用的"同文"现象、传主与叙事者"同声"现象、相同事实不同叙事的"重构"现象、历史还原注重"文本事实"的现象。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文本事实却有很大的主观性,王世贞传呈现出的文本事实因书写者对传主历史事实理解的不同而彼此互异。从文本间性层面关注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文本,认知传记文本对传主的理解、想象和还原,可以加深对传主及其传记文本的理解。     

传记文本的真实性与虚构部分成因探讨

遵循真实性原则的传记文学作为传主一生或某一阶段的再现,其真实性问题及虚构部分的成因问题,既是传记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本文从传记的创作和传记的叙事方式入手进行分析,对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及虚构部分的成因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艺术的实现，还是传记的危机——评斯特拉齐的“新传记”

李顿·斯特拉齐是 2 0世纪“新传记”的奠基人 ,他的开辟了传记“艺术化”之路 ,他的作品不再注重对传主的行为描述考证 ,而是着力于揭示心理动机 ;不再仰视传主 ,鼓吹其道德功绩 ,而是对其进行“滑稽化”处理 ;因此斯氏传记充满想象张力和虚构空间 ,不再是历史的附庸 ,成为“传记体”小说。但也带来了传记的“存在危机” ,使传记产生自我取消的“危险”。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文学史实践——从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看多族士人的文化认同

在元代传记中出现了大量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这些传记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其中色目人与中原文人的交谊与契合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色目人融入中原社会,遵从中原礼俗,学习中原文学艺术;中原文人与色目人友好交往与互动,赞颂色目人的品格与成就;色目人与中原文人合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展现了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的现象,体现出多民族一体的状况,可见多族士人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努力,为涵括多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质素。     

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

作为传主的张爱玲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成为众多传记作者的聚焦点。迄今,已出版的张爱玲传近七十部。从学理角度考察,这些传记已初具研究对象的独立、驳杂与丰富性。回顾与总结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的整体状况,对传记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普范性,对传记创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清初女性传记的独特性

清初女性传记在写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这些女性传记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传主多方面的突出才华;它们还以欣赏之情书写了传主与男性以及与其他女性的交游情况。     

梁启超传记作品书写研究

梁启超的传记创作实践与他的传记创作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甚至是背离。梁启超理论上虽强调传记写作的忠实客观,实际上却将传主塑造成平面化的英雄;理论上虽排斥将史作为宣传工具,实际上却将传记书写作为抒发自己政见的工具,因而大部分传记作品充满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背离现象的出现,主要缘于梁启超"史学范畴"的传记观,且与他的"新史学"思想息息相关。     

论廖燕传记文中的人格理想

传记文虽以客观记录人物生平事迹为主,但因作者的出身、经历、性情、操守各异,写作态度、目的、政治取向、评价标准不同,必然会使传记文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作为清初启蒙思想家和小品文名家的廖燕,其传记文所表现的多为出身"穷巷幽闺"而具"潜德显行"、或其"事关风劝垂训"的人物.由于他对传主的道德判断迥异于世俗之论,其传记文理论和实践在清初独树一帜.同时,也为后人研究廖燕的思想与人格精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简论

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发展与繁荣，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现象，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出成就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有时代审美变化的原因，也有传主人格魅力的原因，还有传者精神需求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写作也存在着意义缺失、为传主讳、屈服于大众趣味的弊端。     

《张居正大传》：中国经史传统与英国传记艺术的结合

朱东润先生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成就了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翘楚《张居正大传》。从中国经史文化传统来看,该传记作品是传递、注解和书写生命的三位一体,同时也体现了司马迁传主选择上的“俶傥”观和时间距离观;从西方传记艺术传统来看,该作品具有英国传记求史料、讲细节、重环境的特征,融史笔和文笔于一体。《张居正大传》是中西传记艺术结合的典范。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轶事观念之比较

轶事观是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将轶事作为刻画传主的性格和心理的主要手段,其趋向使轶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司马迁则在轶事作为揭示传主性格和心理手段的基础上,着意将轶事与宏大叙事在对立中又统一起来,表现出将传主的性格和心理同传主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历程、社会历史的进程相结合的趋向.对二者轶闻趣事观念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困 境 与 突 围——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刍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在繁荣的表象下面临本土经典的缺失、传记理念纠缠之困境.经过诸多学者和传记作家艰辛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此期的传记文学在传记体例、传主描写和审美标准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古典传记的哲学意蕴

中国古典传记,不只是人物生平事迹的简单展示,不只是人的生命的一种本能反映,它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体现。就天人关系而言,古典传记中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体现了人物命运的变化,体现了对天道的怀疑以及替天行道、顺应天命等思想;就人生观念来说,主要体现在入世观、生死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另外古典传记还通过传主表现了人性的善与恶、真与伪等内在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