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

《明实录》的修纂有一套前后相接的运作程序:从下诏动员、组织班子,到发金匮之藏、收访史料,再从开馆纂修、分工合作,到修毕进呈、赏赐升擢。这套行之有效的程序构成古代官方的一种修史体系,它既有动员全国之力、使用激励机制的经验可资借鉴,也有官场人浮于事、散漫无纪的教训值得汲取     

《张居正》:改革的辩证法

熊召政的《张居正》使我们有可能借助于一个虚构性的文本来思考关于改革的话题。对于改革家的张居正而言,何以“成于改革,毁于改革”?对于由张居正所推动的这场改革运动来说,又何以“成于张居正,毁于张居正”?这里是否包含着千百年来困扰中国改革的死结?《张居正》揭示了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的设计,使体制有一种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则难免失败的命运。     

波谲云诡中的同行者——东林党之于张居正改革的矛盾心态探源

张居正改革一方面延缓了明帝国的灭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党争。作为党争一方的东林党人对张居正改革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体现了其在探索济世救民道路上的矛盾心态。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关于清史修纂的若干思考

修纂清史是当今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解决定位问题是前提 ,要修纂的清史应是一部能接续二十四史的清朝正史 ,宜以纪传体为主要框架 ,包括概论、本纪、志、表、列传五大部件。同时应根据清朝实际 ,对传统的列传类目有取舍、有改革、有创新。     

《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

由于《明实录》“国史”的权威地位,明代君臣各派均将之作为争夺的一个制高点。于是,作为明朝政府组织修纂的史书,《明实录》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明代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君主干预修纂,借机贬斥与自己有仇怨的前任君主,以立己威,巩固统治;二是史臣利用修纂实录的机会,攻击政敌,任情褒贬;三是明末政治集团染指《明实录》,利用该书进行政治决斗,由此导致了该书曲笔诬饰的泛滥。     

《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

由于《明实录》“国史”的权威地位，明代君臣各派均将之作为争夺的一个制高点。于是，作为明朝政府组织修纂的史书，《明实录》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明代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君主干预修纂，借机贬斥与自己有仇怨的前任君主，以立己威，巩固统治；二是史臣利用修纂实录的机会，攻击政敌，任情褒贬；三是明末政治集团染指《明实录》，利用该书进行政治决斗，由此导致了该书曲笔诬饰的泛滥     

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论公私之辨维度下的张居正经济改革

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居正对这一问题深入思索,并力图通过各项经济改革措施来调解君主、豪强、百姓三方的利益冲突,增加社会财富,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富国足民的政治理想。其经济改革思想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     

张宅并非辽府考--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说辨

我国著名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去世之后,明神宗于万历十二年四月断然决定对其荆州故宅实施籍没抄家的暴戾举措.在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中,头一项即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这一罪状,不仅是当时据以判定其"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诛心之论,同时也给我国史学界留下了一个数百年间争讼不休的话题,迄今仍有人藉此作为指斥张居正贪污枉法,"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的口实.然而,若以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为依据,并结合实地考察,即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刘备在正史中的原始形象

刘备在正史中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改变。从少年时期的市井小贩,到青年时期的草莽英雄,再至中年时期的成熟奸诈,最终历尽艰辛,成为蜀汉之主。本文中,笔者以史实为据,探讨了刘备各时期形象的变化及时人对其的评价。     

从“文史异辙”看“正史”传记的缺憾

本以古代“史异辙”的史学观念为切入点,剖析了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传记所普遍存在的病症,如作家主体意识的消退、人物形象的干瘪、语言的枯淡等,并指出了对“正史”传记进行系统研究的意义所在。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元唐兀人刘伯温的家世与仕履

虞集文集中所见的“刘伯温”，显然不是明初爵称“诚意伯”的青田人刘基，而是生活在元中后期的张掖人刘沙剌班。考究后者的生平，其出生在唐兀亦西夏人的官宦家庭，少年入国子监就学，成年后中进士，先后任甘肃行省检校官，四川行省员外郎、西台御史，山南、河东道廉访司签事、内台御史，山北道廉访副使，江浙行省郎中、秘书卿，江西、河南道廉访使、西台侍御史，甘肃行省参政，等，多有善政和文会。其个性的突出点：一生孜孜不倦于问学、修学、劝学、礼学。鉴于河西原是个“多武勇，而少文理”的国度，以“张掖”之刘氏而言，其入元的两代，由入值卫士至入读国子，始武继文，可以说是十分深刻而典型的变化。     

中国林史学科的奠基人——纪念张钧成先生逝世一周年

张钧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林业历史学家.该文从林业史学科建设、林业史研究概况、中国古代林业通史、中国古代林业思想和传统文化、林业科技史和经济史、近现代林业史等研究领域,概述了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并回顾了张先生高尚的人生哲学和宝贵的治学经验.张先生的研究成果和治学经验,为我国林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史中的胡床及其变迁

胡床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原以来,对人们的生活起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以后发展为交椅,考诸正史,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和宋元之后是这一坐具运用得最为频繁的两个时期。探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此外,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对这一坐具的变化都曾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