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

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不具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具竞争性和开放性;不是命令与服从式,而是说服与被说服式;不是总统“完全”拥有对国会的立法计划权,而只是实际“主导”着国会立法。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主要通过国情咨文等行使,法源根据有《联邦宪法》授权、国会和总统自身等。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立法计划权特质决定了美国属于制衡式,不同于英国的（权益）反映式和中国的自主式。美国立法计划权需要总统为之而斗争,结果受制于客观、主观和外围环境等因素。     

从组织结构到职责权限——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设立,是美国国会现代委员会体制走向完善的重要一环。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建立,在美国国会史上第一次拥有一个负责监督政府整个情报领域的专门委员会,也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会常设特别委员会。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享有广泛的情报监督和审查权,主要包括:立法倡议权、预算监督审查权、人事任命"咨询权"及相关的调查权和传讯权。国会情报委员会因此成为美国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决策权的得力助手和工具,构成了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权力复兴的重要途径。     

美国总统与国会

一般说来,我们对美国总统及其下属联邦行政系统有所了解,但是对美国国会的了解恐怕就少得多。至于对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关系的了解,似乎可以说是更少了。连许多美国人也承认,他们不明白总统和国会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安东尼·金写道:“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关系。大多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而且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对此也难以接受。”的确,世界上很难找出任何其他国家,包括社会制度相似的“西方民主国家”,存在着与这种美国总统和国会类似的政治关系。不言而喻,这种关系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土壤,是在美国独特的政治条件下形成、存在并且     

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 ,由于内因 (制度安排 )与外因 (环境变迁 )的交相作用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私有化”趋势。在“私有化”趋势下 ,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 ,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面对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攻势 ,总统及其下属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然而 ,由于自身职能的特点和局限性 ,冷战后国会在外交上的能动性既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 ,也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尽管如此 ,在外交决策过程的“私有化”趋势作用下 ,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对外贸易法中"贸易促进权"模式探析

在实践中,"贸易促进权"保证了美国总统在贸易谈判中的可信度,确保了国会在谈判前、谈判中和谈判后的核心地位,促使美国在历次重大贸易协定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并维护了总统和国会良好的合作关系.文章通过对"贸易促进权"法律机理、主要内容的探讨,分析了"贸易促进权"的功能和价值,讨论了"贸易促进权"的未来发展趋向.     

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兼论美国国会在外交协议中的作用

从美国宪法中的“缔约权条款”与现实的背离,可以考察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的起源、发展,行政协定权的规律以及国际、国内效力,从而显现出国会在美国缔结外交协议过程中真实的地位与作用,这应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朝鲜战争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

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既未宣战也未经国会批准的大规模战争。杜鲁门总统违背美国宪法，避过有关法规，未经国会批准而将美国投入战争，开创了总统独自决定战争的先例，对国会和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及之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美国国会与"福摩萨决议案"

195 4— 1 95 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 ,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福摩萨决议案”有着复杂的动因 :美苏冷战、麦卡锡主义及朝鲜战争造成的反共氛围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致力于维护与国会的良好关系的努力 ;一些议员采取了与总统一致的稳妥立场等等。该决议案的通过导致二战后府会权力进一步失衡。     

美国国内政治与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对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决议出台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行政部门提出决议的国内政治动因和国会迅速通过决议的国内政治因素等。《台湾决议案》的迅速出台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有着直接关系,该决议的出台也对此后的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它标志着国会在战争决策权方面对总统的第一次实质性退让,无形中扩大了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致使此后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了"帝王式总统"的出现和总统与国会在战争决策权问题上的严重冲突。     

"二元民主"权力架构下的美国府会战争权

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下,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决策权力,并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民主"外交权力架构,本文分析了这一二元性权力架构得以形成的原因,并以府会在二战后围绕战争权力的争夺和交锋为重点,探讨了国会作为该架构下相对独立的一极,其战争权力的起伏消长及其对美国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具有的影响.     

后冷战时期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一波三折,究其原因,美国国会在其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近年来,美国国会干预对华政策的倾向增强,影响明显上升。本文认为,一方面美国国会会竭力扩大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美国亚洲政策与战后我国处理日本战争赔偿问题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赔偿问题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受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这一转变不仅对当时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对现在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传统和特征,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并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其中,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主要体现在：党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渐成熟;形成了专门的重要文件,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认识更加系统化;党的七大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     

论企业管理中的“诚信”与兵法中的“诡道”

人无信不立,企业不讲诚信同样会失去精神根基,偏离前进中的正确方向,随时可能翻船。诡道常见于兵法和军事战争中,敌对各方不惜一切运用欺诈之术置对方于死地或降服对方。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场如战场。正确领会"诡道"的本质要义,在符合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可以应用奇谋妙计,灵活多变地进行商业竞争。片面强调"诚信"或胡乱使用"诡道",都会使企业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值得企业管理者们思考的问题。     

日本右翼势力的"解放战争史观"辨正

日俄战争并非正面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加入了同盟会,而是从反面使置身敌国的留日学子站在孙文一边;当年日本东京并非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参谋部,而是干涉和镇压亚洲各国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当年日本的诸多亚洲主义者并非为援助中国革命而来,而是怀揣趁乱取利甚至肢解中国之不可告人的目的介入中国事务的.当年日本侵略者炮制的"大东亚战争"一词,丝毫掩盖不了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也并非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功绩,而是东南亚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反抗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右翼势力围绕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兜售的"解放战争史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的特点

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是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美国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具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实力,但同时又要面对与苏联的对抗。这场战争中,从美国决策的角度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美国从始至终都站在全球与苏联对抗的高度和角度对战争进行判断,战争决策中都贯穿着美国冷战的宏观战略指导思想,即遏制苏联,中心在欧洲,不能在东亚耗费过多国力。本文从美国对朝鲜战争性质的界定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决策两方面来对此特点进行论证。     

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认为日本算不上是“帝国主义”,也不存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该书全面肯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是战后右翼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伊拉克战争与"布什原则"的命运

“911”之后,布什政府看到了利用美国军事力量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和美国永久领先地位的机会。新的“布什原则”倡导一个鲁莽的“先发制人战争”和“政权更替”,以清除独裁政权,传播民主。伊拉克是这一原则的最早试验品。由于对伊拉克现实、国际制度权力结构和美国力量范围的错误百出的先入之见,布什原则彻底失败了,并导致美国权势的明显削弱。实际上,布什原则在伊拉克的运用事与愿违,美国的军事力量陷入了一个四面楚歌、代价昂贵的失败事业中。经历了这一宏大野心的失败,布什政府在剩下的两年任期里不得不面对两难选择:或者收拾残局,重建美国的实力;或者面对进一步衰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