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则初入幕时地考辨

黄仲则(1749～1783)初次作幕之时地,友人洪亮吉《候选县丞附监生黄君行状》云:“君为诸生,家甚贫,不愿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肃迁官杭、歙,君遂历访之。”本为追述之辞,未确指。清人毛庆善、季锡畴《黄仲则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二年(1767)条云:“秋应江宁乡试,遂至杭州。……又按     

余萧客的生卒年(外一篇)--文选学著作考(二)

清选学家吴县余萧客著有《文选音义》和《文选纪闻》。《文选音义》,四库馆臣竭力贬斥,以为有八失,钱泰吉《曝书杂记》则云:“吴县余仲林集《古经解钩沉》极精博,所为《文选音义》则体裁殊不称,《四库提要》详论之……然《音义》多用直音,便于省览,载义门校语颇详,亦初学所不废也。”[1]卷上持论较馆臣平正。《纪闻》则多载《文选》有关典籍资料,当代学者视与《音义》并为清代选学家创业之作。《音义》初刻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纪闻》首见于余氏门人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氏之记,引起当代选学家的质疑。先看江藩的著录——(余氏)悔少作(…     

吴自牧小考

《梦粱录》是非常有名的宋人笔记。清初学者王士祯《渔洋文略》中有《梦粱录》跋语说:“《梦粱录》二十卷,不著名氏。”乾隆四库馆臣谓王士祯所见抄本,脱掉了作者吴自牧自序,故不知也。检《永乐大典》所引,“条条皆题自牧之名,与此本相合。”确定作者为吴自牧无疑。然而,“自牧,钱塘人,仕履未详。”(均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梦粱录条)钱塘人仍据《梦粱录》自序末署“钱塘吴自牧书。”《中国人名大辞典》吴自牧条只写“宋钱塘人,有《梦粱录》”八字。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吴自牧条同样说“生平亦无考。”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标点本《梦梁录》的“出版说明”也说:“吴自牧,宋代钱塘(即今杭州市)人,生平已无从查考。”可见二百年来,吴自牧的生平并无新的发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二则

一、《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三《梦粱录》: 自牧自序云:“缅怀往事,殆犹梦也。”故名《梦粱录》。末署甲戌岁中秋日。考甲戌为宋度宗咸淳十年,其时宋尚未亡,不应先作是语。意“甲戌”字传写之误欤?按:“甲戌”不误。吴自牧《梦粱录》并非亡国之后追忆都城繁华而作,而是南宋未亡时记杭城之繁盛。其自序云:“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是其恐日后繁华消歇(或已看到南宋将亡)而撰,以记录当日繁盛。考该书末卷(卷二十)有“顷于景定年间”语,可知其撰写时间距景定不远。景定为宋理宗年号,尚在度宗咸淳前,距南宋亡还有15年。又该书所记最晚为咸淳间事,从未提及度宗以后的德祜、景炎、祥兴时事,益知其书成于咸淳时。四库馆臣不当因“往事”二字便指该书为亡国后作,因而疑“甲戌”为传写之误。     

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

南宋时四川地区史学名家迭出,尤以二李最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都是史学名著,也是后人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遗憾的是,《长编》和《要录》经过四库馆臣的窜改,已非本来面目。最近我写了一篇《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本     

《三国志》校记二条

读中华书局本《三国志》,得校记二条,今录之,以就正于读者。 (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13页): (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绍,又附孙坚。二日,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按同纪(21页):(建安五年)“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公使曹仁击破之。备走,遂破辟屯。”据此可知,刘辟前此乃降曹,而非被杀。故前言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     

紫牡丹诗案

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古代常识·明清部分》二九三页论及清初的文字狱时说:“著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按,“紫牡丹诗案”为清初著名的文字狱,其本末野史记载纷纭。孟森《心史丛刊》之集“闲闲录案”条谓:“流俗相传,以为此《南山集》中语,及检《南山集》,乃并无此。”《南山集》为戴名世之作,《南山集》狱亦为康熙年间著名文字狱之一。孟氏复引许嗣茅《绪南笔谈》,云:“乾隆三十三年,吾郡《闲闲录》狱起,举人蔡显所作,书中多雌黄他人之作之处,郡中恶人,因摭其引古人《紫牡丹诗》句,以为狂悖,遂弃市。自来记载,罕及此事。”则谓此诗为蔡显所引古人语。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二云,东台县举人徐述夔“建     

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文学史研究漫谈

王国维(1877—1927)在1912年写的《宋元戏曲考》序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意在推崇元曲。在《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中,王氏称“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王氏正是有感于元曲“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档馆。文渊阁为三层楼房，仿宁波天一阁规制，楼上通为一间，楼下分为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意在防火。文渊阁的园林布局，十分精致。     

黄仲则和两当轩诗

黄仲则是清代乾隆年间卓越诗人,今年是黄仲则逝世二百周年。上海出版界十分重视这位文学家的创作,将陆续刊印《两当轩集》、《纪念诗人黄仲则》、《黄仲则书法篆刻》,《黄仲则研究资料》四种,供文史工作者及学术界参考。在此,爰将黄仲则生平及其诗创作向读者作一绍介。 黄仲则,名景仁,字汉镛,又字仲泽,号鹿菲子,别号西蠡。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为北宋     

傅山《老学庵笔记批注》(学术资料)

按:傅山手批《老学庵笔记》,藏人民日报图书馆。现将文中批注录出,封面及书眉有章节内容提要,所书皆重复书中人名或史事,省略未录。封面录赵元镇语:“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又评曰:“毛德昭喜大骂,剧谈,最可笑。”     

《太平广记选》校语辨正

王汝涛先生主编的《太平广记选》(齐鲁书社,1987年修订本)在注释原文时,间下校语,多有中的之处。然其中可商榷者尚有不少,今试辨正十七条于后,就教于编者及读者。 登山颠倒 《麻姑》(P86,出《神仙传》):“烦信来,承在彼,登山颠倒。而先受命当按行蓬,今便暂往。”注:“烦信来三句,语意不明。当依《王远》篇改为‘烦信承来在彼,食倾即到。’意思是,烦劳你派遣信使来,很快到了我这里。” 按:此事见于《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卷七“王远”和卷六十“麻姑”,皆出自《神仙传》。“登山颠倒”殊为费解,而《王远》篇作“食倾即到”也似不合文意。考四库本《神仙传》卷三《王远》载有此事,其文曰:“烦信承来在彼,登当倾倒。”“倾倒”义也不可解。《广记》卷三“汉武帝”引《汉武内传》载王母遣侍女郭密香招上元夫人,上元夫人答曰:“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帝君敕,使诣玄洲,校定     

夫妇校雠

百年前在上海出版界与商务印书馆对抗者唯有有正书局,翻印古籍如嵩岱并峙。此外则钱塘丁氏十万卷楼后人丁仁(辅之)之聚珍仿宋印书局后起,所印书,版式大方,字体端整,又校雠精善,三者具备。时王观堂先生居沪,先人在海东。所印书如《雪堂群书叙录》、《临川集拾遗》、《王子安集佚文》、《空际格致》、《明季三孝廉集》等,皆为观堂经手由聚珍代印。今检《罗王遗札》中多涉此事。王札言丁君自述“所印书皆由其夫人初校,丁君再校”。按;丁君夫人不知其名氏,盖书局规模小,执事人无多,致主人夫妇亦需亲任校事,因而所印书校雠方面甚精审。但唯见于此札,实书林韵事也,遂记之。且可讽今之出版界不重视校雠“乌焉满纸”,成为社会上流行“无错不成书”雅谑之来源。     

龚自珍诗编年订误三题

《龚自珍全集》(上海中华书局版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九辑所收为龚氏的编年诗,共录《破戒草》《破戒草之余》及集外未刻诗等计二百八十八首,原系王佩诤先生校录,为至今为止收集最完备的。但此辑所录各诗,自《春日有怀山中桃花园有寄》以下,共五十七首,其编年颇多可疑。当日编集者未曾详考,遂有明显可知其误者亦未能订正。其中除《哭洞庭叶青原昶》、《饮少宰王定九丈宅》二首近年已见专文指出并予纠正外,就笔者所考,尚有五首(三题)编年明显有误,即《太常仙蝶歌》《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及《张诗舲前辈游西山归索赠(三首)》。兹申述理由,订正如下,并以就正海内高明。(一)《太常仙蝶歌》旧系于道光七年(丁亥),误。应改系于道光二年之后,三年之前。理由如下:     

戏曲中的“旦”

“旦”在戏曲中指女性角色,其义众说纷纭:明人徐渭认为,宋时妓女以乐器置篮中担之以出,日“花旦”,后因省担为旦(见《南词叙录》);胡应麟则认为戏曲角色之命名皆系反语,“妇宜夜而命以旦也”(见《少室山房笔丛》);清杨恩寿则有“所谓旦者,乃司乐之总名”“以优之少者假扮为女”之说(见《词余丛话》)。戏剧史家周贻自认为,“旦”系“姐”字演变而来。顺序是先有“姐”,由“姐”讹为“妲”(宋杂剧有《老孤遣妲》、《双卖妲》、《槛哮店休妲》,“妲”皆“姐”之讹),再由“妲”简笔为“旦”(金元院本有《旦判孤》、《酸孤旦》,《老孤遣旦》)。(见周贻白《中国戏曲论集》)。笔者近来翻阅资料,却发现戏曲中的“旦”,乃渊自古代西域少数民族之艺术结晶,系古代胡语之译音。     

云南地方文献书目述略

地方文献书目之内涵 地方文献书目是揭示报导有关某地区自然和社会方面的文献信息而编制的书目,能提供一地的全面材料,反映一地工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及民族宗教的历史及现状,以便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服务。 我国记载地方著作的书目始于北齐、北周之间,据唐人刘知几《史通·书志篇》记载:“近来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校仇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近代目录学家姚明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认为:《坟籍志》一书兼传记方志之体制,然专录一方人士之著作,实开后世方志著录书目之风气。 隋唐时期成书的地纪及图经,多纪一地舆地、四至道里、物产及风土,很少著录艺文。宋代纂修方志,借鉴“正史”始有“艺文”之著录,如施宿的(嘉泰)《会稽志》、范成大之(绍定)《吴郡志》通过“杂记”录整篇诗文,但无书目。南宋嘉定七年(1214)高似孙撰《剡录》,卷五有书有文,既列戴逵、阮裕、王羲之、谢玄等十四人著作及阮、王、谢三氏家谱共43部,又移抄谢安戴逵等人有关剡(浙江嵊县)的单篇文章若干篇,实开地方志著录文献图书之风气。 专录一书以述一地著作,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始于明万历年间山阴人祁承(火业)的《两浙著作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两则

一、据《四库提要》卷五一《杂史类》载: 《燕翼诒谋录》五卷。宋王栐撰……。今考书中有记绍兴庚戌仲父轩山公以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一条。庚戌为绍兴元年,核之《宋史》,是年正月甲午,王蔺知枢密院。是株当蔺之犹子。蔺,《宋史》无传。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载:蔺,无为军人。     

顾光旭生卒年考——《清史稿》补遗与订误

《清史稿》卷336《顾光旭传》云:“顾光旭……乾隆十八年(1753)进士……四十年(1775)金川平,迄病归,年未五十……。”按:此著录有三误:其一,阙载顾光旭生卒年与寿数。顾光旭,字华阳,亦作华呖、华阳山人,…字晴沙,号响泉。江苏无锡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户部主事。三十七年(1772)随文绶调四川,署按察使。四十一年(1776)金川平,乞病归。居里遇灾,助赈一如在官时。主“东林书院”数十年,聚生徒讲论道义,工诗,尤精书法,士林仰如山斗。著有《响泉集》、《梁溪诗钞》等。考:(清)李垣《国朝耆献类征》卷211王昶撰     

文渊阁四库本《太平广记》底本考索

《太平广记》成书之时,即已被人认为是“非学者所急”,因而“收墨板藏太清楼”(《玉海》卷五四),致使“《御览》盛传,而《广记》之传鲜焉”(《广记》谈恺序)。近代以来,小说的地位逐渐上升,小说的研究成为专门的学问,《广记》才逐渐地引起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广记》的价值,与《广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来说,对《广记》的研究都还是不成比例的。 现在通行的是汪绍楹先生点校的中华书局本。影印的文渊阁四库本出版以后,读者又多了一种比较容易得到的本子。笔者经过对照和考证以后得出结论:文渊阁四库本的缮录底本就是黄晟的乾隆二十年槐荫草堂本。 首先必须说明:一、四库的各种阁本都是缮录本,并非刻本。在《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中,纂修官根据乾隆制定的标准,曾选出一部分送内府刻书机构武英殿,这就是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可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其中并无《广记》,况且丛书版式,半页九行,与阁本并不一样。二、阁本与阁本之间,即便所缮录的底本相同,也     

《书目答问》并非对《四库》分类法的突破与创新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应予肯定。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者对它作了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认为是对《四库》分类法的突破。本文对此提出异议:(一)《书目》对《四库》分类法有所修正,设立“丛部”变四部法为五部法,别加附录,但缺乏科学分类法,实际上仍是对《四库》的继承,没有摆脱《四库》的混乱和钦定禁区。(二)该著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七略》以来目录著作的独尊儒家的思想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哲学思想,它无法真实地反映那时代文献领域的客观实际,对开拓中国目录学缺乏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