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遗民地理书写:填词图、校词图及其题咏

遗民书写的论式往往是空间地理想象的政治学,“遗民地理的政治学”内涵即现实意义上的“生活在别处”、精神意义上的“想象在他乡”.世变后的图籍与诗词等文字书写是诗人在遍历沧桑后留作警幻的我执,也是遗民情债的文化补偿与遗民我执的他者见证.《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见证了明之遗民的文字书写与行为书写,即大汕与陈其年的进退出处,表现出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如果说清初《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彰显了清词的复兴,民初《疆邨校词图》及其题咏则不仅可视为清词的终结,且暗示了一代文化遗民生活在别处的“想象之乡愁”.后遗民时代的清之遗民沈曾植揭橥了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王国维则进一步阐发了遗民地理的文化意义,从遗民地理学到遗民文化学,提炼出了一种关于“文化遗民”的乡愁理论.后遗民地理学的吊诡之处即在于,现实恶托邦的种种不足,想象鸟托邦的不能致达,都在既存在而又不可见但又可以作为自我补偿的“无地”——完美而有礼有序的文字异托邦中得到补偿.     

谁怜白骨掩黄沙--清初绍兴二遗民的生平与创作

清初绍兴遗民群作为清初浙东两大遗民群之一,又分为在乡本籍遗民、在外流寓遗民和寓此外地遗民三类,该文介绍鲜为人知的第二类两个代表遗民的生平与创作.两位都是在明亡之后寓居吴地、终老吴地者,尽管一个更多地张扬了越文化精神中侠肝义胆的一面,一个更多地表现出越文化精神中诗酒风流的风采,一个诗风直率与渊雅兼备,一个诗情多磊落奇伟不平之气,但贯穿他们全部生平与创作的坚韧人生态度和坚定民族气节,则完全是相同的.     

“毗陵四家”与清初古文演变

康熙初年,常州董以宁、龚百药、邹祗谟、陈玉璂提倡古文之学,当时称为“毗陵四家”.“毗陵四家”以复兴荆川古文相号召,他们的文章观念也受到清初遗民李长祥的影响.他们提出文章经世、根柢六经的主张,追求醇厚雅洁的文章风格,对秦汉派和唐宋派采取折中的态度.陈玉璂是“毗陵四家”的核心人物,他在家中“学文堂”展开文学活动,促进了古文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古文创作的繁荣.康熙十年后陈玉璂将邵长蘅引为古文同志,继续阐扬古文之学.“清初三大家”的形成与“毗陵四家”的古文理论和文学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乐府补题》的词学思想

《乐府补题》是一部前朝遗民应社咏物的词集,但无论是从应社词的传统,还是从咏物词的特点来看,这些词都不可能有什么秘闻轶事,因而与南宋六陵、涯山覆没等历史事件没有关系。宋元易代之际,遗民大老的生存环境日趋险恶,他们经历了宋社既屋以后国破家亡、采薇首丘、被迫出仕等心路历程,选取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象,抒发故国黍离之情,展示清白做人的行为准则。     

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王国内各阶层人士中充满了"遗民"情怀,思念、效忠明王朝而排斥、鄙夷清王朝.朝鲜人的"遗民"情怀主要表现在尊明图报、攘清斥夷和黍离之悲等三个方面.朝鲜人产生"遗民"情怀的原因,除了儒家尊攘观念之外,主要还在于明朝对朝鲜的"大造"、"再造"、"东援"等"三大恩"情.朝鲜人尊明反清的"遗民"情怀直接导致了17世纪以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瓦解.     

集群流派与布衣精神——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观察

清代前期文坛上若干文人群落应运而起,有的衍变为流派。这些文学集群的存在,再次印证了"文可以群"的古义。在显示清代文运的发足与繁盛的文人群落中,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和桐城三祖因依相应的时代人才条件,鼓荡声气,各有作为。尽管挽奇入正是这个阶段的大趋势,但在这些集群的挺生及前后衔接联系等方面,布衣精神作为聚合元素与文学素质隐然跃动。由此可以构成对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别样观察。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竞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文体与遗民心境的展现——以钱澄之的晚年著述为例

从明遗民钱澄之的晚年著述入手,分析钱澄之如何微妙地游移于诗歌、文、尺牍、墓志铭、史书等不同文体之间,有差别、分层次地展现或掩盖其晚年的遗民心境。在不同的文体中,钱澄之刻意表露其不同的面貌。诗歌、尺牍、墓志铭以及不能刊行的史书《所知录》,在表达遗民心境的强度上是递增的。在他所有的著述中,越是私密性的文体,表露其遗民心境越多,力度越强;而越是具备交际性的公开的文体,就越不能展现其遗民心境。     

北田五子与清初典范遗民文人集团之建构

北田五子是清初兼具政治性和文学性的特殊文人集团,在学界较少受到关注. 北田五子的生存方式充分展现了清初遗民眷恋故国、抗拒新朝、珍爱并标榜自我遗民身份等遗民情怀,具有政治操守和道德毅力上的模范意义;其文学活动集中体现了"诗言志"的诗学传统、遗民文士的儒学情结及清初遗民文人的生命价值. 北田五子这一典范遗民文人集团的成功建构是社会评价、公众心理期待、集体性审美理想、时代思潮等多方因素合成作用的结果.     

隐逸词在南宋遗民词中的新变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是一个颇具特色的群体,南宋遗民词中的隐逸词是宋亡后士大夫心理与境遇的反映。南宋遗民词人的心奥,南宋遗民词中隐逸词的新特点,是在宋末元初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其时的特有文化现象。     

试论《豆棚闲话》所体现的世俗心理

《豆棚闲话》以独特的叙事结构而著称,作为一部描叙遗民思想和心理状态的话本小说集,它深刻地反映了明朝遗民对现世和历史的看法.明代遗民经历了历史巨变,于是以世俗的、冷漠的眼光看待新朝万象,并具有一种局外人的叙述姿态和矛盾心理,体现出很强的理性色彩和颠覆性.     

越文化的英译——以大禹陵兰亭景点翻译为例

越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文化的英译,是外国朋友了解绍兴、了解越文化的窗口。本文借用翻译目的论,指出音译法在越文化翻译中广泛使用的必要性;其次,对充分体现越文化精神的大禹陵、兰亭的景点译文进行分析,从越文化译文的可接受性角度出发,提出越文化的英译应以音译与文内增译相结合的观点。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沈光文诗文与南明文臣流寓台湾的身份认同

抗清失败,渡海至台湾,导致历来安土重迁的南明遗民与旧有生活内容产生了隔绝。南明遗民活动空间的变动以及对家乡故土的眷恋,所谓乡魂易断,避难台湾成为流寓文士群体的集体心理缺憾。南明文士的遗民身份转换为寓居台湾的移民身份,空间、时间的游移,反而实现了部分遗民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对以台湾文献的拓荒者沈光文为代表的南明文臣诗歌作品解读,可洞察南明文士移民情感的蜕变与矢志不渝的遗民心路历程。     

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大的诗人是孙枝蔚,但由于历史所造成的误解,许多人将他从遗民的行列中拉出来了。其实,孙枝蔚不仅是遗民,而且创作了大量极具认识价值的遗民诗,其创作风格也体现出关中遗民诗群创作的总体特征。     

试论张炎对遗民词的开拓

张炎对遗民词进行开拓,借咏物、节序、友情、艳情等传统题材表现其遗民之思,对传统词进行改造,突破了定势写法,在其中融入了家国之悲和身世飘零之恨,情感更沉郁,更具有感染力,在思想内涵方面超越了前人和同时诸人,从而成为"江东独秀"的遗民词人,并对明清之际的遗民词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     

白居易与交大虾蟆陵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扼要地介绍了白居易名作《琵琶行》一诗的诞生经过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诗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一句，使“虾蟆陵”名扬于天下。进而，作者对“虾蟆陵”这一古址的方位进行了多方的论证，并认定古址的位置就在今天西安交通大学医院南侧的网球场西南角，这一研究结论是学校建立“白居易东亭故居”后再建“虾蟆陵故址”的重要依据，也为学术界对这一古址的研究提供了具体而详尽的论据     

论明遗民曾灿的诗心历程

曾灿是明末清初"易堂九子"中的重要成员,又是清初诗坛一位重要的遗民诗人.曾灿一生跨越明清两朝,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历了从贵公子到抗清志士再到前朝遗民、官府幕僚的身份转变.而随着人生经历和身份的变化,其诗歌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透过其诗歌创作,实可窥其一生心态之变化.作为在鼎革易代之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遗民,曾灿其人、其诗有其典型意义.     

清代中期诗人遗民意识的文化呈现——以杭郡小山堂赵氏家族为中心

明清之际遗民群体及其活动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具有政治认同、品操坚守、文化赓续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时至清代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已达百年之久,政治趋于稳定,明代遗民已凋零殆尽。基于文化固有的韧性,到了清代中期,因为种种原因,遗民意识并未彻底消弭,在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某些诗人群体中,依然或隐或现地产生影响。杭郡小山堂赵氏家族是清中期浙派诗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家族文化传统的熏染,在其人格取向、藏书渊源以及三十六鸥亭集咏活动等诸多方面,渗透着深沉的遗民意识和情怀,适可成为这一时期诗人遗民意识绝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