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传与史诗

佛传与史诗是印度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属于不同的文类范畴，但二者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佛传文学的形成时期，印度两大史诗已经广泛流传，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佛传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比较明显的互文性。公元2—3世纪产生的《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陀传记，是佛传与史诗结合的产物，从内容看是佛传，从文体看是史诗，具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史诗型佛传不仅体现了史诗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和诗学特性，而且艺术风格从素朴到铺张，开了印度文学史上文人“大诗”创作之先河。     

六朝道教人物杂传述要

汉魏之际，道教的创。入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道教有很大发展。记录道教人物的杂传大量出现，成为六朝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的道教人物杂传，数量超过了佛教人物杂传，但从记载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夹杂了不少虚构和假托的成分，不如佛教人物杂传翔实。本文将六朝道教人物杂传及有关资料作一简要介绍。     

汉代传舍考述

汉代的传舍是邮传制度的组成部分。传舍负责公职人员公差行旅时的食物供应、休息止宿和行道交通工具。传舍有一套严格而细致的管理方式,保证了其正常运行。传舍有别于普通旅舍。     

《羌胡传》与前“四传”关系再论

《羌胡传》是＂五传＂中前＂四传＂（《苦喜传》、《全家福》、《殇妖传》、《辟传》）的续篇,但其故事结构、人物性格、写作方法等却和前＂四传＂不同。本论文审视《羌胡传》与前＂四传＂的关系,论证《羌胡传》的独特性及其成因。     

浅谈电视新闻节目同传的质量评估

同声传译由于其自身特点，其质量评估面临各种复杂的情况，至今学界仍未有一个清晰的共识。而电视同传作为同传的新兴形态有着相对传统同传更为独特的特点，其质量评估更为复杂。本文结合影响电视新闻同传质量的几大因素和不同视角，试图给出电视新闻同传质量评估一个清晰的认识。     

《明史·循吏传》入传标准研究

循吏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典范。由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循吏传》,编撰特点明显,载录的循吏人数较多,包罗了一个特殊群体。分析《明史·循吏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入传标准主要有三:一是传主本身具有良好的德行操守,二是传主在主政地方时有卓越的政绩,三是传主多受民众拥护。通过入传标准也可以探析《明史·循吏传》所蕴含的政治文化观念。     

佛传与僧传 ——中印佛教传记文学比较研究

佛传与僧传是佛教传记的两种基本类型.印度佛传丰富,传主释迦牟尼由世尊成为救世主,反映了印度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也体现了印度民族特有的神话思维.中国僧传发达,基于深厚史学传统的僧传,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独具的历史意识.佛传僧传既有不同的民族特征,又有相同的文类特点,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既有印度佛传对中国僧传的影响因素,也有中国史传文化对印度僧传的反馈作用,形成互动关系.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唐代传奇《李娃传》的转用: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

汉文写的朝鲜小说《王庆龙传》就是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翻版小说。《王庆龙传》的故事情节虽然和唐代传奇《李娃传》相似,但是女主人公妓女玉丹形象上发生了差异。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翻版的过程中受到了明代冯梦龙《玉堂春落难逢夫》的影响。但是,与《李娃传》和《玉堂春落难逢夫》相比,更加注重了《王庆龙传》中女主人公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其原因是贯通朝鲜社会的儒教意识形态,因为朝鲜社会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为一个男人坚守贞节的女性。除了《王庆龙传》以外,朝鲜后期的韩文小说《月下仙传》也是《李娃传》的翻版作品。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也坚守贞节,被封为了贞烈夫人,也表现了朝鲜翻版小说的转用现象。     

六朝杂传概说

由于受司马迁《史记》列传的启发和影响 ,加之先秦两汉诸如《穆天子传》及刘向诸书等提供的创作经验 ,在合适的时风之下 ,六朝杂传兴起并逐渐蔚为大观。六朝杂传有其特殊的思想特征、史料价值和小说史意义 ,我们应对六朝杂传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多媒体与传通模式变革

“传通”是人与生俱来的本领 ,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人类社会靠传通得以存在 ,历史文明靠传通得以传承。信息是传通的材料 ,媒体是信息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 ,人类经历了口头传通、文字传通和电子传通的阶段 ,开始进入网络传通的时代。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网络媒体 ,被称作“第四媒体” ,其特点是能使文字、声音、图像和数字混合 ,从而为人类提供了数字化生存环境。网络传通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和传通观念 ,也改变着世界的传通秩序 ,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多元化、平等的信息交流环境 ,促使“中国了解世界 ,世界了解中国”。但也不可忽视网络传通的负面影响 ,政府应在大力支持发展网络传通事业的同时 ,加强法制管理     

简析《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之异同

梁慧皎的《高僧传》,以弘扬僧人的理想人格,达到传教护法为目的;道宣的《续高僧传》以弘通佛法要义为首任,重在“会正解而树言”。二者虽在写作过程中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和“实录”的精神,但在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上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深入了解慧皎和道宣为僧人立传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从体例结构、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等维度探析二者的异同。     

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霍小玉传》引诗改字释论

唐传奇《霍小玉传》所引诗句“开簾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与原诗文字有出入，是作者蒋防有意为之。引诗改字为与小说实景及情节相照应，造成诗谶线索，暗示主人公命运，由此可深入认识《霍小玉传》命运悲剧思想。由引诗可进而思考《霍小玉传》所受《莺莺传》之影响，《霍小玉传》反思当时中唐士人婚宦问题，对人性与社会之矛盾有更深刻表现，小说将主人公遭遇归委宿命，悲剧精神尤为显著。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悬泉汉简所见传舍及传舍制度

"传舍"作为吏员出行的主要住宿机构或休息场所,在汉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系到汉代行政体系的运作与管理.悬泉汉简是汉代邮驿系统中目前唯一能够确定且保存下来的文书档案,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研究,恰恰从一定的角度再现了汉代的传舍制度和运作方式.     

论典籍注释的传意性

典籍注释是注者运用书面语进行的单向性一度转换传意或二度转换传意的行为。此行为包括作者、注释者、注本读者三个基本构成单位,由典籍作者、典籍文本、注者、注释文本、注本读者、语言文字、传意的环境七个要素构成。典籍注释具有传意的异时性、沟通性、复杂性、传意转换性、所传信息多样性、语种单一性、行为主动性等特点。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论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

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我们称之为地方类传,它是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目的,以颂扬表彰州郡邦国中先贤耆旧等杰出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人物传记集,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达到兴盛.地方类传人物分类方式多样,主要包括耆旧类、先贤类和人物志类三种类型,在入传标准、材料取舍、内容体例以及评价人物方面与正史类传有些不同.地方类传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类传中记载和保存的地方人物资料,在补史书之阙略,纠文献之谬误,以及地方志的撰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全祖望、钱大昕所著万斯同“传”纠误

全祖望和钱大听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各自所著的万斯同《传》，影响很大，然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全祖望所作《万贞文先生传》，对万氏在京修史时间及其修史的佚事，颇有失误。钱大听的《万先生斯同传》，除对万氏半年重复方苞之误外，文中所述万氏主立史表的言论和建文帝自焚的书法问题，其实都是把王鸿绪《史例议》中的现点，误嫁于万斯同。由此可知，治史之难，治史必须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