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韩首部“诗话”作品的特点

诗话是东方文学批评一种独有的方式,对于同处于东方文化圈中的中日韩三国来说,三国诗学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中日韩首家“诗话”——《六一诗话》(中)、《济北诗话》(日)及《东人诗话》(朝)入手,遵循诗学批评原则,秉承着研究相近、相承的思想脉络,尊重三个民族间的诗学发展,可以发现《六一诗话》的开创性、《济北诗话》的继承性与《东人诗话》的本土化等写作特点.     

“现代的楚风、楚辞”——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写作中的《楚辞》渊源

在三十年代的《湘行散记》和《湘西》中,沈从文因返乡机缘而集中思考其写作的文学源头,实现时空双重意义上的返乡之旅。进入四十年代,沈从文关注时局与历史的走势,在杂文中对楚人性格进行思考与总结,因此,有必要由长时段视角厘清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资源。     

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考证为例

"存疑主义"是胡适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从赫胥黎自创的Agnosticism这个概念中截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中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他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重要论著,其写作过程和文章结构无不是"存疑主义"这一学术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在胡适对白话小说文字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红楼梦》中的“便”和“就”

本文运用统计方法,对《红楼梦》前80回中“便”和“就”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主要从三个方面——按人物、回次以及叙事——对话体进行考察,以期探明在《红楼梦》的写作时期,“便”和“就”在分布以及句法功能和语义诸方面的特点。     

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新解--兼《易传》经学史节点考析

对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句话的理解,涉及现存《周易》通行文本的内部层次结构问题。关于《周易》经、传的写作年代,目前,学术界较为通行的说法是《易经》作于殷末周初、《易传》(十翼)作于战国时期。这其实是决定现存《周易》文本结构层次的根本因素。这种两分法,起码在彖传、象传的定位上令人难以信服;而且,如果从文本形成时段角度考察,《文言》的位置也有移至全书最后、与《序卦》《杂卦》配伍的可能。     

成功的“规矩”——读《论文写作与编辑出版》

华中师大王荣槐教授长期从事成人教育工作,1978年创办并主持编辑出版《高等函授学报》(原名《高师函授学刊》)至今,在论文写作和编辑出版方面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长期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基础上,王荣槐教授编撰了《论文写作与编辑出版》(修订本) ,该书根据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吸收了新近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本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高等院校写作论文的学生。与一般的写作教程不同,该书是从编辑出版的角度来立论的。本书分“论文写作与创新”和“编辑出版与研究”两部分,书后附有国家标准文件,可供读者参考。“论…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论鲁迅的“第二次绝望”与思想的发展

面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鲁迅写作了《朝花夕拾》、《野草》和《铸剑》等故事新编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显示了鲁迅在思乡的蛊惑中,回到故乡与童年的记忆中寻求精神的抚慰与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鲁迅此一时期的安魂曲,另一方面又昭示出鲁迅在走向底层民众鬼的世界中,在从这一底层的阴间世界抵抗正人君子的阳间世界的斗争中思想的发展。同时,故乡不仅为鲁迅抗争心灵的黑暗与虚无提供了一种价值的视野与资源,也提供了抗争的动力与方法,在抵抗黑暗与虚无的斗争中,还张扬起一种独立抗争的复仇精神,《铸剑》正是这一精神的艺术象征。     

大学“小事”及知识分子形象塑造——评李旭雨的中篇小说《净土》

在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写作中,比较著名的小说有杨绛的《洗澡》、尤凤伟的《中国1957》。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型的作家继续创作出一批知识分子小说,如深圳大学南翔的《博士点》、中南大学阎真的《沧浪之水》、重庆师范大学莫怀戚的《教案》、甘肃农业大学史生荣的《所谓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汤吉夫的《大学纪事》,笔者将其命名为“‘大学’小说”。     

《五月花公约》考实

本文细致考察了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五月花公约》签订的地点、时间 ,并对我国世界史学界普遍存在的轻视、忽视史料考订和史实梳理排比的现状加以批评 ,呼吁重视考实性研究     

哲理与情感的交融──赏析《纳西一奇》片断

朱践耳《纳西一奇》是交响诗，是作者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音诗”，结构上在现为一种“交叉式’，内蕴上则是哲理与情感的统一．     

从遮蔽到敞开——由铁凝的创作看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身份认同

铁凝是中国新时期文坛上的一位重要的女作家,其女性写作中的身份认同走过了从遮蔽到逐渐敞开的历程。这种身份认同状况与中国女作家自“五四”即已开始的拒绝女性身份的历史延续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其自身所处的新时期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铁凝的这种身份认同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正代表了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身份认同的演变轨迹,因此,以铁凝为个案研究其女性写作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丁玲现代创作流变

丁玲从“个人化”写作转向宏大叙事 ,扩大了视角 ,并在社会革命实践丰富后 ,克服了转向之初纯工农题材作品中的艺术“粗糙”。丁玲从“五四”直到 194 8年的创作不断有所变化 ,但有两点不变 ,一点是坚持文化批判 ,它得之于新文化运动 ,对准的是环境中的封建保守与小生产习气 ,再一点是始终在塑造孤独、叛逆的坚强女性个性 ,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丁玲现代创作的重要特征     

一个“传奇”的创造——论张爱玲《传奇》叙事选择的背景因素

张爱玲对于生命和时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理念,在具有失落者心态的出名情结的驱动下,她回避了“五四”的“宏大叙事”,有意识地迎合现代文学生产以及文学阅读的市场化要求,选择“传奇”作为自己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为现代都市文本写作确立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张爱玲：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张爱玲因她所出名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界定为“海派”这一文学“流派”。然而,张爱玲小说的鲜明个性使她即使置身于“海派”大营,也是一个始终坚持个性高于共性的作家;况且“海派”本身就是一个并没有认真界定的称谓,就连对这个名称的褒贬至今也未有定论。即使可以用“海派”来命名张爱玲,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抹煞张爱玲在其中的特异性。所以笔者认为,用“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来描述张爱玲,无疑将更为准确传神的表达出张爱玲的创作风格。     

论童年生活对冰心人生和创作的影响

冰心的童年生活经历了改良的"严父慈母"家庭教育,远离大家族的小家庭生活,烟台八年海阔天空的自然生存环境,中西合璧、新旧交融的文化醺陶,无伴的孤寂与优裕的家境等。这些都是影响和形成冰心温婉又不失大气的为文风格的重要因素。深邃浓重的童年情结,是冰心终生永葆童心的决定性因素。     

诗的弥撒——浅议阿赫玛托娃诗歌中宗教性的表现

在阿赫玛托娃整个创作生涯中,诗人都采用过《圣经》里的情节,像“祈祷、上帝”等宗教词语在其诗歌作品中比比皆是。俄罗斯民族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正是有着宗教的支撑,俄罗斯人才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并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诗人将宗教题材引入诗歌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现诗人所生活的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通过这种艺术方法,来扩大所描写事件的意义,加重悲剧气氛。     

何日共一曲 尽诉故园情——郑向恒散文印象

郑向恒是台湾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其游记散文表现了她对中华古老文明和民族命运的深厚热爱和关切之情,显示出浓郁的文化底蕴和家国之思。风格自然、亲切,语言简炼、朴实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冲破“性爱禁区”的重要作品。这样的认识,一直影响到文学史对她的书写。通过细读办法,可以深入到小说内部,发现另外一些文本效果,同时也对作者当时隐秘的创作意图做出新的解释。显而易见,单纯的批评视角已不足以揭示80年代小说多元化的生产机制了,因为除了“纯文学”的因素外,大众文化也在进军小说的领域,成为其构思和谋篇构局的复杂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