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受降城闻笛》的“受降城”究竟指哪里?

李益的名篇《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回乐烽”是回乐县的一座烽火台,回乐县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南。对这一点,各家的看法一致。但此诗中的“受降城”究竟是在哪里,则众说纷纭。具有代表性而影响较大的说法有以下四种。     

回鹘归义军始末

回鹘归义军是会昌二年六月唐中央为表彰嗢没斯的慕义归化之举而建立起来的,最初有回鹘士兵2600人,居所为天德军城。以后在讨伐乌介可汗的过程中陆续吸收了党项、契苾、退浑、沙陀等部族,力量有所扩大,至会昌三年二月解体时有士兵3000人;虽然它的存世时间仅有240余天,但这不失时机地增加了唐北部重镇的防御力量,并自始至终影响着唐对漠南回鹘的态度和立场,是唐朝最终解决回鹘问题的重要一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唐中央“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     

兰州市城市地域变迁及发展趋势

兰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古禹贡时为羌、戎之地,战国秦昭王时,属陇西郡。西汉为巩固国防,继设立河西四郡后,於汉昭帝始元六年,增设金城郡。隋文帝开皇元年(A.D.581年),废郡立州,置兰州府,兰州之名始于此。明惠帝建文元年,肃王朱(扌英)由张掖迁督兰州,兰州遂逐渐成为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1年7月正式设立兰州市。 一、兰州市地域变迁的轨迹 兰州市区首造城堡于西晋兴建二年(A.D.314年),当时前凉张实称帝,由榆中苑川迁都于西固城,并开始筑城。西魏时,在今城关区设立子城县,并开始在今古楼巷一带筑城。至唐朝,城址一直未变。据历史记载,该城规模很小,仅“东西约600余步,南北约300余步”。宋代,随着黄河干道的北移,城池离河越来越远,给防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於元丰六年(A.D.1083年),在旧城西角另筑新城,城基建在红色砂岩上,因“基石状如石龟,伏城垣下”,故又名“石龟城”。宋城建成后,旧城址随即废弃。     

生态环境保护视域下的河套文明复归与展望——河套建立草农结合的生态经济产业的战略构想

目前河套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严重退化,土地大面积沙化,农业耗水甚多,水质下降。而在古代,河套地区有着很好的生态环境。本原的河套文明应是草原文明——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河套文明是一个未能实现草农结合,而是逐步被农耕化的过程。解决河套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复归本原的河套文明,同时应加入现代因素,建立新的农业系统,发展草地农业系统。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河套图》初探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年间的《河套图》,是康熙《皇舆全览图》蒙古地区分图之一,是在西洋传教士参与下绘制而成的。《河套图》是近代河套及其相邻地区最早的较为详细和准确的舆图,反映了河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通过地理信息的流传,《河套图》影响了《皇舆全览图》等清中晚期地理类文献相关内容的编撰。     

天山廊道与唐朝治理西域研究

天山廊道是指以天山山脉为主体,东起星星峡西至克孜勒库姆沙漠的交通走廊,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通道。唐朝对西域的治理主要沿天山廊道自东向西依次展开,首先在东天山的伊、西、庭三州构建后勤保障基地和人才储备中心,此后中天山的龟兹、焉耆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军政中枢和屯戍要地,位于西天山的碎叶作为唐朝伸入西突厥、吐火罗、昭武九姓、大食、吐蕃等多方势力的信息触角,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和收集信息情报的前沿。唐朝充分发挥了天山廊道东、中、西三地各自的区位优势,开创了中国古代治理西域的经典范式。     

李益《从军诗序》中“今尚书”考辨

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辨析和李益诗歌文本解读,本文纠正了长期以来对李益《从军诗序》中“今尚书”的误解,认为,此“今尚书”为振武节度使唐朝臣,而非幽州节度使刘济,邠宁庆节度使张献甫或灵州大都督、两受降城、天德军、盐、丰、夏节度营田等使杜希全。     

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

唐朝前期,由于国势强盛,很多周边部族整体或慕道来归或从化内附,而散居的小规模蕃夷更是遍布贞观十道各地。对于大规模的内附部众,唐朝以羁縻制度统之。沙州依城而设的粟特人村、登州一带遍布山区的新罗人村则表明,唐王朝将散居的附贯蕃人的治理纳入县—乡—村(里)系列的行政体系之下。从唐初新推行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唐朝对正州地区归化部众的管理有章可循,归化部众没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特权,所谓侨民村的自治情形在唐朝制度上则是不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对内地正州地区已经附贯的蕃人,在制度管理上已与土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附贯蕃人在居住身份上已完全成为唐人。     

强力与绥怀: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

辽宋都继承了唐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比较而言,宋对少数民族的统辖不如辽紧密。辽宋民族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辽契丹统治集团与宋汉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兵力的补充为目的;后者则重在绥怀,以寻求民族地区的稳定为目的,不惜以钱、物的赏赐来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辽宋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对以后的各王朝都具有相当影响。     

抗战时期绥西农耕合作运动历史探讨

抗战时期的绥远省政府,面对复杂的历史条件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以农耕合作方式复兴农村经济,是决定绥西命运的一项重要举措.新县制实施后,绥西河套地区举办的合作农场、乡保合作社及农耕合作小组活动相继得到长足发展,其农业生产获得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但因其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绥西土地合作经营的本质仍沿着实物地租的老路而循常袭故,无所加前.     

唐宋时期中西交通史中的灵州

灵州在唐宋史中的地位,论者多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进行考察,若从中西交通史中观察唐末宋初的灵州,会得到一个新的视角。灵州是唐末宋初中原王朝同西北诸族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使节往来会聚,俨然国际重镇;同时灵州又是当时最重要的中继贸易地,在东西贸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夏占据灵州后,灵州的国际地位和边贸功能削弱,中西交通的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皇太极两征朝鲜的“盟誓神判”及降礼

降礼体现着一个民族或政权的文明程度。作为两征朝鲜的胜利者,皇太极决定了采用的降礼仪式。他把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同汉降礼文化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降礼文化特征,即按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来作"兄弟之盟";用汉降礼对"小中华"朝鲜作"君臣之盟"。当然,也反映出满族礼文化的欠缺。     

从《元和郡县图志》看唐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实质

《元和郡县图志》保存了大量有关唐代民间信仰的史料。唐代的民间信仰十分发达,有着多元化的信仰对象、广泛的信仰人群,地域性特征明显。如此发达的民间信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历史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唐代开明文化政策的直接反映。     

商族起源考

商族在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之前,不断迁徙,游移不定,是一个常常迁徙的民族。由于史籍记载不详,加上后世地名变化很大,商族起源于何地一直为难解之谜。千百年来,专家学者们作了大量的考证,得出了商族起源于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辽河流域说、燕山地区说、山西说等各种各样的结论。结合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商族起源于东方说最为合理。商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豫东、鲁西南地区,后来一度迁到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不久又迁回豫东、鲁西南地区。在商汤灭夏前,商族以今天的曹县一带为中心,积聚力量,终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     

隋唐之交思想的自由开放与南北诗风的融合

隋唐之交人们的思想兼容并存,门第观念淡化,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了诗歌理论的发展,明确地提出了"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主张,从而促进了南北诗风的大融合。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隋唐之际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并不是那些单纯摹仿南风的篇什,亦非质朴刚健的本色之作,而是那些融南北之长的诗篇。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     

试析敬称语的人际功能——以唐诗三百首中的“君”为例

语气、基调和情态是功能语法中人际功能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运用功能语法的人际意义观对唐诗中人称代词"君"开展研究,发现：第二人称代词"君"存在多种语义潜势,在具体语篇中可用于彰显交际双方身份差异,也可以表达对交流对象的尊重和礼貌,是利于缩短双方心理距离,营造良好交流氛围的有效方式。敬称"君"实为古诗人偏好的实现人际意义的常用手法。     

唐代军镇关津的涉外事务管理职能

唐代边疆军区“道”之下设置之军、镇、守捉、城等军事与边防单位,以及边防要害及交通要冲之处设置的关、津,均这外交使节或各类蕃客所首先接触或必经之处,故都在不同程度上担负着涉外事务之管理职责,构成为唐代庞大周密的外交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保证了唐代外交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运行．     

唐代性开放说质疑

唐代并不存在性开放的社会风气,从结婚、离婚到再嫁,唐人仍然是传统的、保守的。对于婚外性行为,唐人更是深恶痛绝,并予以严厉谴责和制裁。所谓唐代性开放,夫妻之间不相禁忌云云,都是不能成立的。学者们之所以得出唐代性开放的结论,与他们对唐代胡化的过分夸大有关,他们认为中国北方、西方的少数民族曾对唐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过很大影响;也与他们研究方法的某种偏颇和失当有关,其凭空臆造、以偏概全、选择性使用史料、随意割裂和解读史料等不当做法,使自身的研究发生偏差。     

魏晋军权分配与管理成效刍议

军队和军权是政权的基石。如何合理地管理军队和分配军权 ,是一个政权能否稳定的关键。魏晋两朝的军事领导体制大致相同 ,但两个政权的成败走向却迥然有别 ,这与两朝在相同的军事领导体制下对军队和军权采取不同的管理分配方式有关。魏政权行都督之制授权地方 ,建军司作有力监督 ,置中军居中威慑 ,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和朝政的稳定。西晋政权以都督授宗王 ,以封地就督区 ,罢州兵 ,弱中军 ,从而使刚刚取得统一的政权不久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