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反思中的风险——评吉登斯的社会风险理论

吉登斯的风险思想及其理论,源于他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危机”的现代性批判和反思。他将风险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并以此来反思和重构新的现代性。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吉登斯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探讨他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理论和观点。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策略回应——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评介

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开启了一个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来反观当代全球风险社会的崭新景观和困境弊端,并对此做出了全面、深刻的分析。贝克教授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试图运用“反思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危机全球化后果的策略回应方案,并就“反思现代性”本质的诊断发表了富有启示性的观点。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技术伦理

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也使风险社会的技术伦理出现严重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强化技术伦理意识,树立社会各个角色的责任伦理,进行技术伦理的不断创新,建立科学的技术伦理评价机制,使技术伦理成为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     

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走进福利国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它虽然不能直接应用到我国语境中来,但能够促进我们对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加以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我国解决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的方略也与西方是不同的。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多重社会风险,并且这些风险是不平等地分配的。要化解风险,需要我们建立制度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促进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满足社会需要和维护社会公平。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重返福利国家。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困境——以风险认知为视角

在风险社会中,如何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已经成为全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家和大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对立其实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社会中的信任危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面临着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欲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实现科技风险领域的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     

风险社会中的共同体再造:反思与出路

在由个体承担风险的社会中,想象共同体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风险社会中存在着共同体追求的悖论.民族国家中共同体的自由主义、情感主义和国家主义等传统在风险社会中都陷入失灵的困境.再造共同体需要新的想象力,需要从培育功能性关系的认识模式、网络化组织方式以及多层次共同体结构等方面理解共同体再造的新想象力.     

结构性风险与知识社会的建构

当今社会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存在着结构性风险,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这种结构性风险的重要来源,因此今天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建构知识社会(特别是科学技术本身)时应该充分估计风险因素或者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     

风险社会视域中的信任危机

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它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信任危机是其表征之一.社会断裂、制度失序以及人格失范是引发风险社会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风险社会情境下的信任危机导致社会运营成本增大、引起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造成人的存在危机.为有效地应对之,我们必须强化信任危机意识、加强制度建设、树立信用型政府形象、倡导共同价值观、建立国际信任机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信任危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     

农民工应对社会风险的对策分析

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工社会风险源的复杂性:农民工的风险冲击既有来自农村传统类型的社会风险,也有来自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风险。农民工风险结构使得农民工的抗风险机制设计不容缺失,但是农民工缺乏类同城市居民化解社会风险的现行抗风险机制。从政策运用评估方法考量农民工抗风险机制的结论来看,国家化解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建立全新的社会风险共担机制和提供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而该体系与机制的制度载体便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     

风险社会与SARS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SARS这一事件进行某种学理上的解读。SARS作为风险社会的一个事件,凸现了风险社会的本质内涵。SARS之镜可以帮助我们正视风险社会的困境并努力寻求超越之路。     

风险社会视阈下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的现代性反思启示我们更关注现代化进程的转型社会风险。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转型,风险叠加,中国进入高风险时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核心,也是难点。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成为社会风险的薄弱环节,市民化的进程关键是权利的完善。风险社会理论视阈下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研究,为此群体权利建构和完善、实现市民身份转化、治理社会风险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进行重新审视。回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恰恰与转型期中国逐步进入风险社会是一致的。不过,看似没有关系的风险社会研究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实际上有着很强的相互作用性。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应对风险社会来临的专门制度设计,但它基于现代性框架下的制度安排与实务开展,让其本身包含着诸多风险和有可能制造新的风险。传统的以平等、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和相关制度已难以有效应对。因此,迫切需要引入一种以风险责任为基本价值理念,即以风险责任的承担作为维持和获得权力（权利）的基本原则,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     

现代性视域中的风险

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和后果,风险及风险社会存在与人类社会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它预示着社会可能面临的“危险”和“灾难”。当代中国虽然没有进入风险社会,但由于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各种潜在和现实的风险大量存在。为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并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实现风险的全球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发展与风险:风险社会理论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人类干预自然、影响社会的能力在不断加强以及自我认识的能力提高的同时,社会上自然灾害和一系列社会风险频繁发生。通过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思想进行系统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启示。     

科学技术社会风险的价值反思

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向人们表明：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应用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对科技成果应用后果和社会风险的反思愈来愈为思想家们所关切。西方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理性异化的批判。面对科学技术潜在的环境、价值等社会风险,需要重铸现代人文精神,为科技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取向,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过程中坚持遵循利益原则与人道主义原则的尺度。中国要想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就需要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整合起来,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全球风险社会视域下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判断——从庄友刚的一个批判谈起

从吉登斯的视角来说全球化的重大结果之一就是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关于风险社会的实质,本人更倾向于它是资本和私有制在全球无限扩张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全球的表现,本文就是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下,客观展现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进而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把握,以此判断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不会进入西方所谓的全面风险社会。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三重复合-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两重复合-中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单重-低度不确定性风险三种结构的社会风险共存。研究发现,公众普遍对低不确定性的单重风险感知最高,对高不确定性的三重风险感知最低;教育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高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底层社会群体则对低不确定性单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从公众在三种感知结构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公众的风险感知包含了对转型社会多重风险并存、交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认识,即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风险投射。     

探析风险产生与风险应对的新视角

本文打破从社会结构以及各种人为因素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原因的习惯思维方式,而从原因与结果、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这几个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角度来探析风险内在的演变规律,以及风险认知与风险防范的辩证关系。     

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现代性的两种进路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表征,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简单现代性条件下,财富分配是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在反思现代性阶段,风险分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体现了现代性的两种不同进路.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呈现.为了更好地解决之,必须加强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制度化建设.其举措为:要坚持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通过社会的再分配,实现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要最大限度地杜绝"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建立健全风险预警、风险应急、风险教育、风险分担、风险转移惩罚等项制度,努力克服风险分配中的制度性失效现象.同时,要加强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构建风险的全球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