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考试用“论”考

论是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散文文体。科举考试用论,是与论自身的文体特征和唐代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考察论体发展、演进的轨迹可知,论体讲究逻辑与思辨,除了易于表述政治观点和见解外,还利于阐发哲学观点和思想理念,这是论体被选为科举文体的内在原因。初唐后期,论开始应用于进士科考试,但不固定使用。中晚唐时期,由于社会剧变,在时代因素的影响下,论一度取代诗赋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宋代"论学"渊源述略

论是宋人擅长使用的一种散文文体 ,也是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之一。当时人们就对其进行了充分研究 ,并形成专门的学问──论学。在宋以前 ,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到南北朝时期 ,不论是文本创作 ,还是理论认识 ,都已臻成熟。在科举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 ,论曾被纳入到考试文体行列中。初唐后期 ,论主要用于进士科 ;中晚唐时期 ,论一度取代诗赋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并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影响很大。本文主要对宋代以前论的发展情况及其进入科举考试的过程予以考察和梳理     

清人词体发生诸说检讨

清人根据各自对词体特性的认识展开对词体发生问题的探究与解说。从“学”而言,清人大体上将词体发生时间定在盛唐至五代,并认为词体由诗与乐府衍变而来。关于词体生成方式,清人主要有“文体代嬗”与“音律递变”两种观点,其中以“音律递变论”为主流观点。从“术”而言,清人探究词体发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在文体和音乐两个向度。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清人注重文献实证,同时又能对不同视角的观点博观约取、汲异补正,显示出崇尚实证的学术路径与包容通变的学术思想。     

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考察《尚书》“六体”等文体的命名方式,其“谟、训、诰、誓、命”,本来都是行为动作的“做什么”,“做什么”产生文词,于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这些文体。这是早期文体命名的一般性方法。汉魏晋文论家蔡邕、曹丕、陆机的文章释体只讨论文体特征,一般不涉及文体命名;而名物、训诂学家刘熙《释名》中则有文体释名,涉及到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之类,却不刻意讨论文体特征。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训诂文体命名的方法进入文体“怎么做”、“为什么做”的阐述。它以文体释名进入文章释体,“释名以章义”与文体特征的讨论二者有机的结合,显示出从文体内在逻辑出发以文章释体的特质。这是古代文体论成熟的标志。     

《文通》与明代文体学

《文通》充分体现了明代文体学集大成与新开拓并举的特色。此书文体分类之细密,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文体论上也多有创新,主要表现在对前人没有立目的文体,一一考察其体性特征、源流演变等,对前人已立目论析的文体,在继承传统观点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其在当代的发展和变化。此外,经义在《文通》的文体谱系中得以立目,使这一重要但充满争议的文体,首次在文体论专著中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也特别值得表彰。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论策问、儒家经典与唐代科举之关系

"策问"是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一种文体。一般来说,所出试题叫"策问",所答试卷叫"对策"。"策问"主要是就儒家经典来发问,有问有论,其本身也是文章。儒家经典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唐代科举主要"以策取人",无论哪一科目的考试,策问都是必考的内容。因此,"策问"、儒家经典与科举考试休戚相关,是科举考试的具体反映及灵魂。     

中国古代辨体批评论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魏晋时期开始注重对对象的文体进行辨体批评,包括对文体的分辨、归类、比较;文体特征的认识;文体风格的判断和确定。这种对文体形式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对文与笔、韵文与散文、诗与词、文与史的比较辨析中,既由此而形成了文体论,又由此而指导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和一大特色     

汉代拟作的文体意义

拟作是汉代文体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拟作是一个尊体与破体相互交织的过程,汉代的诸多文体常常是在拟作中获得认同,在认同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创新后又被拟作的。汉代拟作促进了文体的定型、文体的创新和文体理论的发展,体现出汉代鲜明的文体自觉性,是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     

刘勰“笔”体观的文化诠释

刘勰文体论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文化叙事系统。以“笔”观念为基础,刘勰讨论了史传以下等17种具体文体。总体上看,刘勰文体论既重文体的自然起源,又重文体的义理关系,体现了事实描写、逻辑描写与知识寓意、审美寓意相统一的文化精神。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     

“对策”的文体特征及其现代价值

"对策"是科举考试中与八股文并行的专用文体,具有论说性实用文的文体特征。对策虽然已经作古,但却仍然有着较高的现代价值,其历史研究价值以及对当今我国公务员申论考试的借鉴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诗学模范与词格重建——清初当代词选中的辨体与尊体

清代初年大量涌现的清词选本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方式,这些当代词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体现出了清初词家对于词体的反思与改造.清初词人推尊词体的用心反映出他们的文体自觉,而辨析词体的努力则集中反映出他们的文体焦虑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在对于诗词二种文体的比较上.通过"诗人之词"、"词人之词"等名目的提出与阐释,清初词人逐步建构起较为明确的选词观念,并在自身的选词实践中传达出他们重建词格的行动,从而使词体真正被纳入诗体的规范之中.     

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

文体自觉是指文人对某种文体的体制特征有了全面、准确而明晰的认识,并在文体写作实践中自觉遵循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的提出背景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自觉问题的重新升温,并继续引发诸多热议。本文提出以“文体自觉论”代替“文学自觉论”。笔者认为,文体自觉论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文论的实际,且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文体自觉应该有一个标准。标准问题是文艺自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衡量文体自觉的标准,扼要说有四点:第一,文体独立,体制健全,技艺纯熟;第二,出现专门的文人型作家;第三,读者云众,社会影响大,文化地位重要;第四,烛照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入。文体自觉主要包括诗歌自觉、古文(文章)自觉、戏剧自觉和小说自觉等,其自觉期分别在建安、中唐、元代、中唐等。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九歌》文体新论

<九歌>文体性质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学者各执一端,讫无定论.根据祭祀仪式"仪式诗歌"在文体上多表现为"混合性艺术"的一般规律,对<楚辞·九歌>文体进行新的界定,认为<九歌>为"大文体",其中包孕"小文体".而且将<九歌>认定为"混合性艺术",对深入探讨楚辞体的发展形成过程、屈原<离骚><九章>等作与<九歌>在文体上的渊源关系等重大学术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高丽、李朝）科举考试律赋举隅

［摘要］韩国（高丽、李朝）是在中国境外实行科举时间最长、体制最完备的国家。本文对高丽和李朝科举考试中使用的律赋作了举例分析，并且附带论及李朝用于科举考试的六言赋体。本文提供的资料与阐发的观点，既可供研究韩国科举与文学课题参考，也可供研究中国科举文体作对比分析。     

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之比较

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在文体特征、思维方式、社会功用、主旨内涵、写作主体与受体等方面既有差异性又有交融性,对此进行研究,可以揭示文体演变的一些规律。这是文学理论和写作理论都应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