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考试用“论”考

论是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散文文体。科举考试用论,是与论自身的文体特征和唐代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考察论体发展、演进的轨迹可知,论体讲究逻辑与思辨,除了易于表述政治观点和见解外,还利于阐发哲学观点和思想理念,这是论体被选为科举文体的内在原因。初唐后期,论开始应用于进士科考试,但不固定使用。中晚唐时期,由于社会剧变,在时代因素的影响下,论一度取代诗赋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唐代科举集阅考

“集阅”指唐代科举制度中乡贡报名和资格审查的过程。“集阅”的关键文件是州府试后出具的“文解”,它分两种,一是由乡贡本人持有的“个人文解”,一是由朝集使(进奏官)举送的“集体文解”。乡贡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朝集使(进奏官)带领下到户部报到(后改为礼部),开始“集阅”。经过疏名检籍、公布板样、交纳家状、结款通保等一系列严格的审查程序,十一月发布“驳榜”。到这时,举子们才算完成了“集阅”,正式获得就试资格。     

论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是对于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强调科举取士重视人才品德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主张是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的否定,是对于唐太宗以来科举取士本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变革的失败实质上是科举日益蜕化的结果。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科举的日益胜利蕴涵着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深刻悲剧。     

刘勰“辨体”的文体论意蕴及批评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囿别区分”的辨体讨论,针对“谬体”、“讹体”、“变体”、“失体”的蔽端提出“正体”的要求,从“六观”、“六义”、“四法”中把握“体性”、“体势”的内涵和实质,从而使其“辨体”说具有深远的文论及其批评学意义。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宋代"论学"渊源述略

论是宋人擅长使用的一种散文文体 ,也是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之一。当时人们就对其进行了充分研究 ,并形成专门的学问──论学。在宋以前 ,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到南北朝时期 ,不论是文本创作 ,还是理论认识 ,都已臻成熟。在科举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 ,论曾被纳入到考试文体行列中。初唐后期 ,论主要用于进士科 ;中晚唐时期 ,论一度取代诗赋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并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影响很大。本文主要对宋代以前论的发展情况及其进入科举考试的过程予以考察和梳理     

金代科举考试题目出处及内涵考释

金代科举继承唐宋之制而更加规范和严密,其命题范围基本上限定于五经三史之内,题目或关涉时政,或留心治道,多寓含政治目的,反映出金国统治者争取正统、推尊儒学、以文治国的政治意图。     

毛泽东“指头论”源流考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毛泽东便频繁运用“指头论”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大根本战略性问题——“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成败得失进行总体性判断和评价。通过对毛泽东“指头论”思想源流的详细考证,认为毛泽东在用“指头论”评价“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问题时,价值判断先于事实判断,在“两点论”的理解和运用上是有缺陷的。     

论八股文的代言

代言是八股文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肖题。代言需要充分了解语境、人物身份和思想,加以想像、揣摩人物的语气口吻,所以代言也是一种对经书文本的再创造。不同作者的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和风格。代言在文体上的弊端是容易出现文章结构上的前后不一致,只须“顺口气”而不必作者论断的形式及对史实引用的僵化规定致使女子流于空疏不学。     

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胡震亨批评唐代乐府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唐音癸签》一书中。胡震亨对唐代乐府诗的批评,方法以“专论类批评”为主。在批评对象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乐府进行了重新定义;二是对唐代雅乐及诗乐关系进行了系统观照;三是对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乐府涛进行了具体品评。认为李白是唐代“乐府第一手”,杜甫则以新乐府见长,并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对二人的乐府诗成就进行了喻比。     

“类科举”的情节和小说——明代科举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明代科举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统摄力,在小说中也同样如此.有关科举的内容不仅存在于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情节或小说中,与科举制度本身没有关联的情节或小说,有时也会出现"科举",这可以称之为"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类科举"的情节主要是通过比喻与摹拟这样两种方式实现的,而"类科举"的小说则与小说自身的结构密切相关.这些"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延展了"科举"与"小说"关系的探讨范围.更是研讨小说文体演进的绝佳范本.     

试论唐代科举判文题目的性质与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一向以杜佑的"始取州县案牍疑义",后由于选人太多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和"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作为唐代科判题目发展的定论,好像出题本身无关乎现实,尤其是中后期。笔者经梳理发现,科判判题的种类数量不仅与唐代社会的发展建设联系密切,而且有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鲜明目的,是唐代几个阶段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的一种文化反映。     

唐代科举士人“举资”问题研究

唐代科举士人的举资,指举子在应举全过程中必要的开销费用.与汉代的“公车待诏”和两宋以后的“公券”体制不同,唐代举子应举过程中的一切开销均需自己承担.唐代科举士人举资的范围涵盖广泛,举资匾乏的解决路径与实现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因举资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足以引起后世的警示.     

从“文体论”看《文心雕龙》的学术性质

《文心雕龙》“文体论”深刻揭示了各种非文学文体和文学文体写作的个性特点及其特殊规律 ,是《文心雕龙》全书理论体系的基石。其所论述的文体 ,80 %是非文学文体 ,2 0 %是文学文体 ,这种客观存在的内容决定了它是一部写作学著作而非纯粹的“文学理论专著”。     

论唐代科举诗的升仙话语

在唐代科举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类升仙话语,即把科举及第以升仙隐喻.此类话语在科举诗和游仙诗中一体两用,遇和不遇唐人都以升仙来表达,当他们得意、得遇之时,则隐喻为升仙;如果失意、不遇之时,则希望游历仙界.这一现象,展示了道教神仙思想影响下,唐代科举士子幽微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和价值追求.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代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的认识.     

智顗、吉藏“数论”用法初考

就佛教而言,"数论"一词除了指代数论外道(Sākhyā派)之外,在中国佛教文献中也经常出现,但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固定。智顗多用"数论"一词指代阿毗昙论书,吉藏则将"数论"作为"数、论"的并称,用以指称阿毗昙论书(数)和《成实论》(论)。辨明"数论"一词的含义,是研究南北朝时期较为流行的毗昙学和《成实论》的思想必不可少的一步。     

论唐代科举制对骈文普及的促进作用

中唐古文运动没有彻底改变骈文的主流文体地位,唐代仍是骈文风行的时代。唐代骈文的普及,除了骈文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惯性之外,科举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科举中的进士科考试以骈体诗文为重心,广大士子以骈文为必修课,科举制度遂成为骈文流行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