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环境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相应的解决途径也有不同。为了解决因外部性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认为应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由政府通过补贴或征税来矫正市场价格结构、影响和控制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以消除外部性。除此之外,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还可以采取政府直接管制和合并的办法。政府直接管制应该主要适用于无法计算税负的情况下,对污染生产企业进行强制命令,确定其排放标准,监督其排放行为,给予相应的制裁。     

环境管制:两种发展观视域下的比较分析

对传统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与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活动外部性根源及消除途径的思考比传统发展观更深入、思维的空间更广,从而丰富了环境管制的内涵,同时也为政府对环境质量的有效管制提供决策参考。     

构建服务型政府 优化西部地区行政服务环境

政府管制过多,服务太少,这是西部某些地区政府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各级政府只有彻底变革和创新政府理念、制度、体制和管理方式,推动政府实现从管制型向服务型的根本性转变,才能优化行政服务环境,提高服务质量.     

基于政府管制视角的企业价值问题研究

企业是政府管制最主要的对象,对企业的管制是政企关系的一种形式。通过对政府与市场、企业关系的研究,分析了政府管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出政府管制应在无损于社会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帮助和促进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     

金融管制对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在管制环境下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银行部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于其内在的脆弱性。鉴于银行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政府往往会对银行业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其目的是降低系统风险以保持银行业的稳定性与完整性。管制和管制者的存在对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引入了管制者(政府或专门机构)而使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结构和代理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管制改变了银行外部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功能。我们的结论是,管制是影响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简单地把银行等同于一般性企业加以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随着银行管制环境的变化,银行的公司治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将出现“治理缺口”,并加大银行部门的系统风险。     

环境管制：两种发展观视域下的比较分析

对传统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与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活动外部性根源及消除途径的思考比传统发展观更深入、思维的空间更广，从而丰富了环境管制的内涵，同时也为政府对环境质量的有效管制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管制的外部性分析

政府管制是政府组织提供的一种公共商品,因此政府管制对企业具有外部性影响。而政府对企业管制的终极目标是模拟完全竞争,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意义的管制均衡,本文就是想从企业外部性角度分析政府管制的边界,从而寻求消除政府管制负的外部性,以建立良好的政府管制体系。     

城镇环境规划中工业结构的调整方法

目的/意义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现代社会人们身体健康和安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空气污染。工业结构、环境管制与大气污染的关联度如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设计/方法运用灰色投影关联度分析法,以福州市为例,分析了工业结构、环境管制与大气污染之间的灰色投影关联度。结论/发现轻工业企业、中小型企业、内资企业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密切。此外,福州市环境投入管制与大气污染的关联度高于环境产出管制,但整体的环境管制强度较弱,无法有效降低废气的排放量。因此,福州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应重点从优化工业结构和加强环境管制入手。     

政府环境管制的转变路径研究

由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政府对环境的监管正面临着政策转型,即由环境管制到环境治理的转型。由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形成决策并参与管制的实施,分担改善环境质量的社会责任与成本投入,使环境管制实现由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单向度“管理”向公私部门以及社会上其他行动者之间多向度“治理”的转变     

生产安全的政府管制问题研究——以我国煤矿企业生产安全的政府管制为例

作为一种社会性管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管制的方式、手段、程序、范围和内容等方面应有所不同。建立适合我国的政府管制制度应着力解决基本问题。在煤矿企业,要促使产业升级,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实用和可操作性的管制立法;加大市场准入管制,遏制乱开乱采;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作为政府管制的主要任务;建立规范的制度环境,从降低政府管制成本,提高管制效率入手进行改革。     

简论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的"反环境"政策

20世纪80年代初,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某种"反环境"政策:通过加强对管制法规的监督与审查和放松环境管制,削减环保机构的预算与编制,任命保守派人士担当环境部门领导职务,将更多环境职责移交给各州和地方政府等措施来倒转70年代的环保政策.里根政府的"反环境"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成因,它对美国的环境政策与环保事业造成了复杂的后果和影响.     

环境管制对污染行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环境管制政策已经成为影响污染行业空间分布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地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环境管制的严苛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别。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在对污染行业空间分布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可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空间分布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各地区环境管制强度差异对我国污染行业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影响,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东部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在东部内部和中西部内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避难所"现象,但这一现象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不高。另外,劳动力成本、人口密度、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对污染产业转移均产生不同影响。根据研究结论从加强环境绩效考核、制定前瞻性的环境管制政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充分考虑健康影响等方面可提出协调行业分布和污染转移关系的对策建议。     

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及防治对策

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防治环境恶化的对策主要有政府直接管制、市场激励、市场自主调节和污染信息披露四种方法。在选用具体方法时 ,应坚持三个原则、遵循三个步骤。     

对企业债券市场外部环境及内部供求的分析

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严格管制,直接造成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水平低下,难以发挥作为资本市场的作用;由于企业产权制度缺陷造成所有者缺位以及相关法律制度难以保障债权人利益,企业债券市场对资金的供求双方都没有吸引力;结论是:通过推进企业产权、法律制度、市场管制以及债信评级等方面的改革,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政府与再生资源企业二次污染防治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再生资源企业在其回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问题,本文设计了"政府引导、企业投资"的二次污染防治机制,并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政府与企业为主体的二维复制动力系统,以此来分析政府管制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双向选择关系的内在逻辑;最后利用合理的数据进行演化仿真,期冀对以上理论机制加以检验、阐明各参数在不同区间组合情形下对博弈双方各自策略选择的影响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一、环境处理费收入的增加或补贴支出、管制成本的降低,均会增加政府的管制意愿;政府管制意愿随选择投资二次污染防治企业数量的增大而减小.二、政府奖惩机制的约束效益越弱或投资二次污染防治成本越大,均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企业的投资意愿随政府部门管制力度的增大而增加.     

浅析食品卫生安全的政府管制

食品卫生安全的政府管制是政府社会性管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商家与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市场失灵、高昂的交易成本和商家的缺德行为,是施行政府管制的理由。目前我国食品卫生安全存在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应从规范市场准入、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公众舆论监督制度、严格执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论我国出租车政府管制政策的改革

目前我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管制者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由于疏忽行业的发展规律,反而阻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良好发挥.放松现有的管制政策,进行制度创新,是政府走出出租车管理困境的根本途径.     

有效政府管制过程及管制方法优化创新研究

政府管制机构、被管制行业和消费者三个行为主体处于直接互动和间接互动关系中.直接互动主要包括收集信息、法制规定和行政裁决三个内容.间接互动是消费者和企业利益集团企图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渠道影响管制决策的活动.要在互动过程中实现有效的政府过程管制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一是必须拥有互相独立又相互制约的行为主体;二是管制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必须处于互动关系中;三是必须有相关的制约、监督机制.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为进行管制能够实现促进社会分配效率、刺激企业生产效率、维护企业发展潜力的政策目标,因此优化政府管制方法十分重要.激励性管制是相对于政府单方面强制管制而言的一种新型管制方式,应当积极推广.     

论我国出租车政府管制政策的改革

目前我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管制者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由于疏忽行业的发展规律，反而阻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良好发挥。放松现有的管制政策，进行制度创新，是政府走出出租车管理困境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