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的社会交往——以山西平鲁大河堡村为中心的考察

庙会作为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物质文化产物,与草根社会民众的信仰、娱乐、贸易、交往息息相关,是能全面反映草根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化石”。文章以近代山西平鲁大河堡村的关帝庙会为个案研究,通过对庙会这一公共空间中乡村民众社会交往的考察,透析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     

由“私”及“公”：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的公共生活——河北龙牌庙会的个案研究

在不少学者眼里,在公共事务迅速衰落、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的当代中国乡村,共有的民间信仰和庙会却在很多地方成了公共动员的有效力量。在学界颇具盛名的龙牌信仰个案中,追寻一己（家）之福的民间信仰通过信众的许愿—还愿行为和神明恩威并举的灵验传闻,有效促成了乡民对庙会这一村落公共生活的参与。不过,这种公共生活的动力更多在于乡民对私利的重视,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只能被视为涂尔干意义上“机械的公共生活”,其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以及当代乡村民主自治所要求的乡村公民文化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民间庙会的"非遗"保护与开发规范

庙会从管理主体上可以分为民间庙会和官方庙会.民间庙会是指由民间信众自发组织、管理的庙会形式.民间庙会相对于官方庙会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民间庙会是民间思想的集散地,象征地表达着传统的乡村秩序;民间庙会是民间文化表演的大舞台,庙会中交汇着民间游艺民俗、城乡商品交易、各种小吃,展演着民间文艺最精良悠久的剧目、曲艺和手工艺品;民间庙会是中国农耕民众的狂欢节,内涵着"众生平等"的意识和"人心向善"的道德情怀.庙会是历史与现代、机器与手工、物质的与精神的交汇、聚合、展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活化保护和适时发展!无以数计的民间庙会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开发提供了机遇和广阔前景.开发中必须统筹规划,做到制度规范,责任落实,活态保护.     

当代庙会转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泰山东岳庙会为例

庙会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集宗教、文化、商贸活动于一体的仪式性活动。泰山东岳庙会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庙会之一,2008年泰山东岳庙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庙会组织形式与民众参与程度均呈现新的面貌,当代庙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赵州桥传说的民俗文化内涵浅识

赵州桥不仅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也是人文学科领域的瑰宝。赵州桥传说是对民众生活的一种艺术化概括,同时蕴含着浓郁的民俗文化意义和内涵,承载着民众独特的思想情感。赵州桥传说以赵州桥及其周边风物为中心点,使鲁班、张果老、柴王爷等神仙在地化为传说体系的一部分,形成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赵州桥传说还渗透着龙神崇拜的印迹,构建着民间社区的传统历史记忆,并对民众情感的维系、村落的凝聚起到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艺术团体中的国家在场——以黄山上九庙会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山庙会活动频繁,与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庙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徽州人热衷参与的民俗活动,体现了徽州人的宗教信仰、民俗传统和生活审美标准。庙会活动的举办与推广,不仅是一场徽州民众集体娱乐的节日,更是国民意志在民众生活中的体现。民间吹打乐班是庙会活动的主要承办者,他们的激情演出,各种吹打仪式的举行使国家意志不断地嵌入庙会活动,让当地民众时刻能感受到国家的"在场",认可国家的威严。就这个层面来说,庙会中的吹打乐班也是民众生活中国家隐性权力的载体。     

庙会与乡村经济发展——以晋北大白水村为例

庙会是以寺庙为依托,在特定时间举行的以酬神、娱神、求神、娱乐、游冶、集市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活动。它以宗教信仰为灵魂吸引着寺庙周边的村民前来集会,村民们在参与传统祭祀活动之余,可以投身娱神娱民的休闲活动,还可以在庙会上完成剩余产品与生活必需品之间的交换。庙会的祭祀活动和商品贸易活动促进和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而休闲娱乐活动又拉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采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通过分析庙会与乡村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探讨出庙会活动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集市与表演:乡村市集与胡集书会关系探析——兼及胡集书会的保护与传承之道

胡集书会为我国两大传统书会之一,至今至少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历史上,胡集书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与其所依靠的乡村大集胡家集密切相关.此外,在胡集书会的具体运行、实践过程中,亦不可避免受到胡家集这一乡村市集的影响,如写书村落的分布范围、下村艺人的表演周期等,而这都表现出传统乡村市集或者说演出市场对胡集书会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今天胡集书会要想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改革演出内容与表演形式以适应乡村民众的娱乐需求乃是重中之重.     

论庙会的组织与管理——以关陇地区庙会为例

传统庙会以神灵祭祀为核心,伴有商业贸易、文艺表演、饮食娱乐等多种形式。关陇地区庙会从组织形式上可以分为村落庙会、乡镇庙会和地区庙会,从管理形式上可以分为官方庙会、民间庙会和宗教组织的庙会,各种类型的庙会都有自己的组织管理特点。庙会的会、社组织自发组成,义务工作,是庙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组织实施者,起到了活化发展的作用。     

村落乡土文化资源中的传统体育研究——兼对一个侨乡村落武馆百年史的考察

通过对东南沿海一个侨乡村落中具有百年历史武馆的实地调查,探析村落传统体育的内涵、特征、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等问题.村落传统体育是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由村落民众共同创造的一种村落乡土文化资源形态,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聚群(族)性、草根性、规约性等特征.村落传统体育在历史上曾发挥整合村落秩序、教化村民、娱乐、凝聚民众以及社区认同等社会价值;新时期的村落传统体育,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将在承传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区域性传统体育资源、提高国民整体的体质健康、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中发挥更大社会价值.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的信息接受心理

自古以来,村庄精英就是国家与乡村联系的纽带,他们既是村民利益的庇护者,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递者.在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由于其"舆论领袖"的身份,其信息接受心理将直接影响政府和候选人的信息传播效果.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论村治再造与我国和谐村治的构建

村是农村公共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村治发展面临制度性障碍。我国台湾地区将再造理论从企业与政府研究领域引入村治研究领域,为大陆的村治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村治再造是当今构建和谐村治的合理选择。和谐村治必须通过理念再造、形象再造、村民再造、流程再造、制度再造等路径实现。     

农村干群关系及当干部的动机考察--村支书与村主任关系的一个解释框架

随着农村基层民主近年来的强力推进 ,村级组织的关系越来越成为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998年 11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组织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 ,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随后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条例》进一步强化和具体化了村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相关规定。事实上 ,自建国以后农村基层村支部的领导地位即稳固地确立了下来 ,这已成为今天中国农民的政府认知的一部分。随着村支部对村委会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也就确立了村支部书记对村委会主任的领导地位…     

村级党组织的提名权与村委会选举的民主性

推荐村委会候选人是村级党组织有效参与和领导村委会选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村级党组织依法享有和行使提名权,不仅不会损害村委会选举的民主性,而且还有利于村委会选举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实现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的统一.应当使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共享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权.     

村民自治条件下村支"两委"关系的矛盾及其调适

目前,在村民自治条件下,村支"两委"关系的不协调状况在一些地方较普遍地存在着.村支"两委"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说是因体制转轨时期利益关系调整和权力范围界定的制度缺失而产生的.解决村支"两委"矛盾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最终达到村支"两委"双强,推动村民自治健康发展.     

村落精英与社区整合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流动性增强,社区认同感下降,村落体制精英可以通过提供公共舆论和活动空间、重建社区记忆动员社区成员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等参与社区活动等方式增强村民的社区情感、加强社区整合,但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在社区整合中的作用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