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绘画和音乐艺术内涵的相通性

当今社会,跨学科的学习借鉴与研究并相互交融已成为一大主流。艺术本身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的元素的符号,艺术作为一种多层次的符号,本身就具备了元素转换的复杂系统。中国艺术美学思想的本源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形成了“思想”和“心灵”的独特的艺术传统。艺术表现的根本已变为内在精神的感受和悟道,因此,“形神”、“意境”、“气韵”等美学概念,成为艺术创造的思想理念。     

老子“道论”与柏拉图“理念论”之比较

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历史进入了所谓的\     

论佛道之相通

本文从佛道二家的最高学理上对佛道关系作会通的理解,从"道与空"、"性与命"和"无生与无死"等几个方面,述说了佛道二家在其基本理论上表面对立而深层相通的情状与实质.以此说明佛道辩证相通的可能性与存在性.当然,文章也不讳言,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意义,尤其依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对佛道这样两种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比较,则更是如此.     

道与理念——论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道”与“理念”分别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庄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两者有相通之处 :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含义相近。同时两者是相悖的 :“道法自然”与“理念命定一切”、“心与物游”与“艺术摹仿影子”、“心斋坐忘”与“迷狂回忆”,分别是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艺术特性及审美途径。庄子以“游”昭示世界本原、人生真谛 ,柏拉图以迷狂给理念世界寻找艺术的回家之路。     

道之道化——谈谈对道的几点看法

老子的道永远处于无限创化和生发的状态,具有无限的内在动态激发性。对道的把握要从四个层面着手:道体、道相、道性、道言,但这四个层面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对道在四个纬度的阐释,是对它们内在关联性的描述。     

中国传统的“道”范畴与西方“科学”范畴之比较

中国传统的“道”范畴 ,内含着“一”与“多”、“有”与“无”、“存”与“亡”、“好”与“劣”等人类对于一切存在的辩证的理解 ,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是人类智慧中至高的悟性。而西方之“科学”范畴 ,不过是之于自然界的办法、手段而已 ,是支离者也。当今“科学”何以能埋下毁灭人类地球的祸根 ?此乃天下皆以科学为美斯为丑矣之理。对“科学”的迷狂导致了“科学”被滥用、妄用和盗用等严重问题。自恃其有 ,所以无德 ;逞强气盛 ,因此失道。既认识到“科学”之美 ,又认识到“科学”之丑 ,方能超越“科学”之失和“科学”之不自由。求科学而不求道 ,使人类变得野蛮粗鲁、愚昧无知 ,持“科学”之人需要持“道”之人来启蒙。“全盘西化”乃去高就低、弃大适小、舍本逐末之行为 ,当弗为。     

论社会发展与西方大学理念的嬗变

大学是知识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展变化的,但作为一种制度,它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和时代对大学都有不同的需求和目的,大学亦相应地采用不同的大学理念,从而形成大学不同的风貌与性格,也就是说,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统一的大学模式是不存在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大学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与有机组成部分。西方大学理念的嬗变与发展在其社会发展中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即从重教学与人才培育的英国模式,到重科学研究的德国模式,再发展到重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美国模式。     

"理念"的玄思"道"的顿悟--兼论中西美学之迥异风格

本文从柏拉图的"理念"说与庄子的"道"论出发,从美的本体论、审美体验论、艺术本质论等三个方面分析比较柏拉图和庄子之美学体系,并进而由此引中阐发中西美学之独特魅力.     

至美无形——美之“相”论——论柏拉图《会饮篇》之“美”

柏拉图在《会饮篇》这篇对话中从对＂爱＂的赞美,到对具体美的分析,最后提出的关于＂美本身＂的观点。这种美的相论对西方的美学文艺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对柏拉图《会饮篇》中的关于＂美＂的观点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层面进行了相应的梳理。     

从《帆》与《海燕之歌》看诗歌艺术的相通性和承继性

莱蒙托夫的诗作《帆》和高尔基的《海燕之歌》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但这两部作品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成为同时代作品中的集大成者。本文正是通过对这两首近现代诗歌作品的对比分析,力求探寻俄罗斯诗歌艺术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胡锦涛教育伦理思想探析

胡锦涛教育伦理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教育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教育思想的伦理原则、教育思想的伦理价值构成了胡锦涛教育伦理思想,并成为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西方法治思想差异比较及原因分析

中国之所以难以如西方社会一样走向法治进程,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其原因在于中西方法治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西方社会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等是差异形成的原因。     

论法理念之中西差异

中西方传统法理念的差异显而易见,西方法理念的核心及其重要特征:个体性、正义性和二元性;中国传统法理念则表现出群体本位性和追求无讼与和谐的价值取向。而且,中西民族之间某些看似相同的法理念也存在内在差异。自近代始,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西法理念又走向共生互补,因而,法理念的现代构建应当同时兼备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品质。     

诸子政治思想初探

先秦时期诸子的政治思想已相当杰出,而其中又以孔子为代表的“德治”,以荀子为代表的“礼治”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治”最具有代表性。“德治”、“礼治”、“法治”各有侧重,各有优劣。对当时的政治乃至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者相互独立、相互排斥,却又相互重叠、殊途同归。     

再论宗教与法治的关系

宗教问题是社会利益以宗教的方式在社会中的真实反映。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回避宗教问题。没有宗教问题的和谐解决,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在法治体系下,宗教只能成为法治管理的特殊对象。一般而言,处理好宗教问题有利于处理好民族问题,而民族、宗教问题又直接关涉法治问题。     

中西翻译原则的相似性

在界定翻译原则的基础上,比较了中西翻译理论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三家翻译原则,即中国严复的“信达雅”、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和美国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揭示出一条共同的翻译总则。     

论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

和谐或社会和谐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公正即和谐,和谐须公正"是西方伦理文化的一个经典命题;"贵公正,促和谐","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公平正义",这些是中、西方两种伦理文化的共同启示.因此,为了创设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首先要夯实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这就要深入开展公正教育、公仆教育和公民教育,促进落实当代中国社会公正原则,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培育一代又一代充满公平正义的和谐精神、人格健全的现代公民.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论和谐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和谐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中的和谐理念体现在法治建设中就是和谐法治的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法治的保障,和谐法治的实现也需要和谐社会作为基础。本文试从对和谐社会与和谐法治的理解出发,阐述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     

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