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 ,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 ,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 (包括诗学传统 )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 ,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 ,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忘机齐物我，适意各行藏——孙致弥诗的道家情怀

明清之际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各种思潮活跃,孙致弥作为清初重要的云间文学家,儒释道等传统文化是其人生的根基和生命安顿之所,尤其是道家文化在其思想和文学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双重影响下的文人心路历程,可见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和传统的力量。     

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吴伟业知人论世观内涵新探

吴伟业知人论世观与其以"心史"为"诗史"的文学思想相结合,既突破了传统知人论世批评的政治教化决定论与"文如其人"的思维模式,又突破了明代诗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具有明清之际知人论世批评重经世致用与时运的共同特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涵,体现了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     

顾炎武山西行迹考

作为明清之际沟通南北学术的重要人物,顾炎武在山西的活动是其北游于中国的重要环节。他在山西的活动主要有学术考据、人物交游及经营产业,我们把顾炎武的这些活动置于明清之际这一社会转型期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它对于人们认识明清之际山西的文化和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浅析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产生是与理学的衰落同时并行的,此外,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西学的传播等也对其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先由学术界发其端绪,随后波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它以恢复弘扬儒家经世传统为宗旨,把强调道德实践和注意经世致用作为指导思想。     

“中庸”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观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中庸”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 ,平常不易 ,并逐渐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滞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工具。但是 ,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文化大变革时期 ,王夫之以实有、体用 ,对传统中庸观作了重要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辩正是中庸观的重要发展 ,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 ,是明清之际反省理学 ,反思传统 ,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清拟话本小说贞节烈女形象看明清贞节观的变化

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明代中后期、明清易代之际和清代前期。各个时期拟话本中出现的贞节烈女形象所体现出的贞节观念也不尽相同,虽然这种变化是有限的,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明代中后期的拟话本中的贞节观走向极致,明清易代之际拟话本的描写重点不在宣扬贞节观上,对于贞节烈女的描写大多一笔带过,而清代前期拟话本中的贞节烈女形象虽然不多,却体现出了向传统回归的特征。     

易代之殇：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研究

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广为人知，但学界探讨较少。经考订，明清之际江南地区至少有十座府县治所城市遭到屠城，接近总数的四成。清廷奉行“抗拒者诛”的屠城政策，有意将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使用，是导致此时屠城频发的重要原因。其将屠城归于刑诛之列的做法，则是实现政权合法化的策略之一。屠城的具体过程与组织手段也能体现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的内涵，彰显了清朝政权与前线将卒围绕屠城的“合谋”关系。清初各地盛行的屠城谣言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屠城的认知，应被视为民众在社会危机时的自我保护手段，具有反权力的性质，由此可窥见明清国家与民众的微妙关系。总之，江南屠城具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属性，与社会心态、谣言传播、官民关系等社会文化现象也有关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明清之际时代环境的认识，亦可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屠城现象。     

明清之际松江宋氏家族的散曲创作及文学史意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望族世家,其中宋徵舆家族是明清易代之际最负盛名的文学巨室。宋氏家族不仅是此际诗坛上实力最雄厚的创作群体,而且词曲创作亦造诣极深。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宋思玉,伯仲、叔侄的散曲唱和体现出风格、题材方面的内在统一和延续,并在思想倾向、情感基调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文学传承的特性。宋氏家族散曲创作取向的趋同,与明清之际社会审美思潮和家族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序

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流变,有三个历史分际之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虽然这三个时期都是天崩地解、社会转型、传统价值发生危机、新思潮汹涌巨变的时代,虽然在形式上晚周与晚清变局及其所激起的思想界争鸣竞放与晚明大有不同,但在实际上,不仅"明清之际文化裂变的深度和烈度丝毫不让于另外两个历史时期",而且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变化,还表现得"更隐蔽,更婉曲,更悲壮"。所以说"明清易代既是我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理解华夏学术膻变的一个枢纽。"这就是陈寅格先生…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明清"收养孤老"律例与社会稳定

"收养孤老"律是明清社会救济立法的重要体现,既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化、地方政治治理形式转变有关,又与明清统治者的重视、立法监督体系的健全、社会救济机构的设置及管理有关。它不仅体现传统社会救济基本意图,而且在"仁政"理念的基础上,从法律上规范了"孤贫"救济。救助孤贫不仅仅是理念问题,需要一定资金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必要时还应该整合社会资源,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传统政治体制则决定明清统治者不可能提供充足的资金,也不可能有完善的制度,不会去整合社会资源,更害怕社会成员的介入。因此"收养孤老"律例实施的实际效果,也是有限的。     

玉器中蕴涵的"共生"关系

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的玉器大体经历了孕育、成长、嬗变、发展、繁荣、兴盛等时期。中国古代的玉器兼具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功用,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意义,它不但是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和审美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玉器除具有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外,还是馈赠佳品,而且对我国民族工艺品的设计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清商人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的趋同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义,义为社会思想道德的一种准则。商人应以义取利,以义制利,以义来规范经商行为。明清商人中有很多良商善贾,他们重然诺、崇信誉,诚实经商,善于经营管理,行仁义、致中和,勤俭、节约、敬业、乐群,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明清商人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商业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趋同,推动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     

今释澹归之文艺观与诗词创作析论

今释澹归绝非传统定义下的遗民,其晚年生命的认同与归属都在佛法,佛教（特别是禅法）在其文艺观与诗词创作中始终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作为明清之际最为特出的诗僧之一,其文艺观与诗词创作,既是江南与岭南两大文化场域沟通的桥梁,同时也体现了雅正与俗化相互交渗的特征,因此,文学史应当给澹归一个席位。     

李渔小说的商业化与其“治生”心态

明清之际正是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新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生存方式给传统文人以有力的冲击。受此影响，李渔的作品呈现商业化倾向，从这种倾向可以看出李渔及其同时代人“治生”心态的转变。     

明清之际西方火器引进初探

探讨明清之际西方火器及技术的引进，对促进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极有意义。本文认为，明清之际当政者很注意西方先进火器如佛郎机炮、红衣炮和鸟铳等的引进与份化并重视聘用西洋大器专家如汤若望、南怀仁等制造火器，还注重吸收西方先进火器技术创制新式火器，在此基础上，一批系统总结和介绍西方火器技术的军事科学理论专著在明清之际也相继问世，如《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而明清之际引进西方先进火器及技术这一举措本身，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明显的局限性。     

甘青地貌、族群、文化与宗教——来华传教士笔下的甘青社会

来华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明清之际至清末民国时期有部分传教士进入甘青地区,并对当地社会风貌,包括族群、文化和宗教进行了描绘和记载,从一个有别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地方社会情状,呈现出早期甘青地区中西交往的图景.     

跨文化视角下的中英文化融合研究——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唐朝的景教、元代教廷使节的东来、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近代新教的输入等四个历史时期,它与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互相沟通、适应,最终实现了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屈大均“逃禅”与明清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并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