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 ,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 ,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 (包括诗学传统 )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 ,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 ,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结的诗史精神

作为最先感受到盛唐衰败迹象来临的诗人之一,元结早在天宝初期便率先转向写实,注重揭露大唐盛世掩盖下的腐朽、衰败,在诗文中推见至隐、反映时事、参与现实,表现出明显的诗史精神。尤其对于一些敏感的时事,其仍然能够秉笔直书,不仅反映出事实真相,也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史实依据。这主要得益于元结关注现实、参与现实的品格,其诗史精神主要表现在良史信笔、贬议君主、为民请命等方面,体现了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维护正义的道德勇气。     

高斯得诗歌“诗史”探微

宋末诗人高斯得,其诗歌创作以叙事为主,纪实与伤时并重,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歌。高斯得诗歌中有着明显的秉笔直书的＂诗史＂意识。他的诗歌创作以古体诗为主,通过组诗的形式更好地记录时事。其诗歌创作中大量的自注,解说背景、补充时事,使得其诗歌有着明确的＂诗史＂内涵。     

论王柏心诗歌的诗史品格

晚清诗人王柏心的诗歌体现了鲜明的诗史品格：记录战事的诗作记述了道咸之际清王朝分崩离析的危局,近于实录,具有诗史品格;记事名篇从生活细节中引发无穷之思,真实可感,同样彰显了诗史品格;读史书愤之作援古证今,借历史典故剖析时局,使其诗作获得了诗史性,在晚清诗坛堪称奇观。     

元白唱和及其诗史意义

元白喝和诗继承了和意唱和的传统，也开创了和韵唱和的新天地。次韵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贬谪地的遥相唱和。将赠答诗的内容特征和分题拈韵联句的形式特征融合改造成次韵唱和诗，开启了诗人间相互异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规范，打破了传统唱和诗的时空条件的诸多限制，为文人艺术化交往确立了新的范式，这便是元白次韵唱孝口的诗史意义。     

杨慎的“诗史”论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诗史互证与审美为本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历史,他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斐然.而钱锺书是文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两人学术成就各有千秋,要以辩证的态度对待.     

初唐送别诗的诗史意义

写作送别诗是唐代社会的普遍时尚。初唐送别诗虽不能与既独标个人风采，又表现出和谐统一特征的盛唐送别诗相媲美，但若从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初唐送别诗不仅在送别传统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地位，而且因其以个人性情的抒发为主要文体特征，也大大促进了“性情”和“声色”相统一的诗国高潮的到来。     

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历史事件的诗歌,在唐代称作“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文学批评与创作,使“诗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扩大。这种深化与拓展,应该归功于我国古代“断章取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等阐释学方法。宋代“诗史”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明代诗人提出了“诗非史”的观点,清代学者从考据的角度提出了“诗史互证”等观点。这些观点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诗史”说的文学属性、历史属性及政治属性的阐释的侧重点不同,从而造成了对“诗史”说的不同阐释。     

略论近代叙事诗的“诗史”特征

近代叙事诗不仅详尽地描绘了中国近代的各大历史事件,为我们展示了一部风云变幻的近代史,而且放眼看世界,对近代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也作了记录和反映,充分彰显了中国叙事诗“纪实性”的特征,堪称当之无愧的“诗史”。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

蒋琦龄是清咸同年间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心态,较好地贯彻了杜甫以来的诗史精神。其诗歌在当时被视为“诗史”。     

解读“诗史”精神

千百年来,杜诗学的研究者们在对“诗史”的阐释中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将“诗史”等同于史籍、史料;其二,认定“诗史”乃是自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样板。本文旨在辨析此两种误解,揭橥诗史精神的实质,进而探察并阐述诗史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既不能仅仅把诗史等同于史料,也不能把诗史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出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特征的“第一等真诗”。当今诗坛所缺乏的正是此一“诗史”精神。时代固然需要个人化的独语性的小诗,然而更加需要的是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与核心文化价值相系的大诗。一个拒绝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的诗坛毕竟是贫乏而病态的诗坛     

论诗史混融思维对中国诗歌叙事理论及特征的影响

中国特有的"诗史混融"的文化思维习惯,使中国的诗歌叙事一直徘徊在"诗骚"和"史传"两大传统之间。在融通两大传统的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过程,中国不仅形成了与西方"史诗"不同的诗歌叙事理论"诗史",也锻造了中国叙事诗关注现实问题、偏于写实的独特品质,形成了其重剪裁、尚简约和抒情性浓郁的特有风格。     

新诗史叙述:总体与局部——论近30年来中国的新诗史写作

近30年来的新诗史叙述,经历了从局部性的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重建.到更具整合意味的总体诗歌史的转变.但是,完整的20世纪新诗史仍然付诸阙如.近些年来,诗歌史研究重新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诗歌活动或特定诗歌群体的诗歌生活细节,这一重写的新趋势将深刻改变目前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中心的主流叙述方式.     

论王九思诗歌的诗史意义

明代七子之一王九思的诗歌题材广泛,真实反映了诗人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歌中展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个人身世的感慨、与亲友交往的日常生活以及咏叹节序、万物的闲适情怀。诗人自觉以生活作为抒写对象和精神寄托,诗歌由此成为诗人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的真实纪录。王九思的诗歌不仅记载了诗人的沉浮荣辱,也折射出时代的社会风貌,有诗史意义。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     

朦胧诗之后:错乱的新诗史命名

任何时期的新诗史研究和叙述都与新诗史命名联系在一起,而新诗史概念尤其是对当代（1949年以来）发生的诗歌史现象的命名,其状况是相当混乱而又令人尴尬。这显示了当代新诗批评面对新诗史现象,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纷乱＂的诗坛所表现的命名的乏力与失语状态,而越是晚近时期的新诗史命名越是呈现出＂批评＂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