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异质性?——从定义的指谓分析来看

异质性跟同质性相对,其含义和关系在种+差的定义形式中展示得最为典型。定义的主词是属词,意指一个属;谓词有两个:种词——表示一个种,以及差词——表示此属跟他属的差别。种词和属词的关系是同质性的:属词的外延完全被种词的外延所包含,种词的意义完全被属词的意义所包含,二者之间具有可比性,逻辑推导以此为基点。差词跟种词和属词的关系都是异质性的:属词以属下所有个别事物为对象,种词通过属词也最终以这些事物为对象,但差词却以这些事物身上的某种偶性为对象,并不以这些事物本身为对象,所以差词跟属词和种词之间无论在外延上还是在意义上都不存在严格的可比性,它们之间结合的根据仅仅在于认知上属实,而对之加以认定的机能就是自然直观——自然赋予人的直接性的意识机能。揭示异质性的目的就在于为符号之间的异质性关联确立直观认定这一根据。     

符号指谓的范畴结构——异质性哲学的逻辑基础

人的认识可分为直观认识与符号认识,前者是人运用先天机能所获得的认识,后者是人使用符号所获得的认识。符号中最常用者为语言符号,其要素为单词,分为表示对象的实词和起联系作用的虚词。一个完整的符号认识至少需要两个实词：一个主词,指出对象;另一个谓词,说明对象——这就是符号指谓。构成符号指谓的实词包括个别词和普遍词,前者只指代个别,不具有说明性,而后者可以说明不止一个个别。普遍词分为实在词和范畴词,前者又分为表示自然时空对象的经验词和表示拟想时空对象的超验词,后者表示符号指谓系统中的各种程序性角色。个别词、实在词和范畴词为语言符号的三大实词要素。任何一个实词都包含三维语义结构：它是一个符号,它代表一个对象,它表示符号使用者对该对象的意识。符号指谓的功能在于用谓词回答关于主词所指对象的疑问：或者回答其“是什么”,把对象归类,其谓词为属词和种词;或者回答其“是怎样”,把对象跟同类其他对象区分开来,其谓词为偶性词;从而形成一个主词加两种谓词的三元句法结构。符号指谓的句式次序分为三阶：第一阶以个别词为主词,以实在词为谓词;第二阶的主谓词都是实在词;第三阶以范畴词为谓词,又分为以个别词和实在词为主词的应...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立足于哈布瓦赫传统下的集体记忆研究范式,重点反思社会记忆的权力观和社会决定论问题,并试图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个体记忆的关注上。在此,遭遇到记忆的微光,它多存在于个体记忆之中,往往出现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缝隙之间,一般而言,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记忆的微光之于强势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暂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记忆类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     

出口采用“FOB指定货”的风险及防范

近年来,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兴起了FOB条款下客户指定货代之风,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势头,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蒙受损失。在此有必要论述一下在出口时使用FOB指定货的风险及防范,以向广大的出口企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重提一个问题：哲学何以是“第一科学”?

哲学最初之所以被定位为“第一科学”,乃因为它的对象使所有其他科学的对象成为可能而具有优先性。如果说其他科学追问的对象是一个个“是什么”中的那个“什么”,那么,哲学所探究的对象则是使所有“什么”成为“什么”的那个最高者。但是,那个最高者却又不能再“是个什么”,否则它就不是最高者。这提示了哲学真正要面对的对象不是“什么”:不可规定而是作为纯粹否定的一个深渊,或者是一个不可限定的开放性整体,因而是一个不可被概念带出现场的不在场者。哲学要保持为第一科学,不仅要捍卫其科学性,而且要捍卫其超科学性。就哲学在捍卫其超科学性的同时也就是在捍卫人自由存在与自主关系而言,哲学作为第一科学同时就是一种伦理学。这样的哲学本身就具有无权力的权能。     

对E.D.赫施“意义”与“指意”概念的解读

美国学者赫施坚持将对于客观意义的诉求置于对作者意图的询唤过程中,而“意义”与“指意”这两个关键概念则成为了支撑其理论体系的最重要基石.赫施关于意义与指意的理论的形成受到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弗雷格的“含义”与“指称”观念以及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深刻影响.而赫施提出这对范畴的思想动因则在于捍卫意义的确定性品格并对抗种种充满了虚无主义色彩的“不确定”主张.此外,赫施还将意义与指意同人文学术中的“知识”和“价值”相互衔接,从而显示了其在一个“后理论”时代中的更加深刻的人文关怀.     

“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其对于现代社会的问题现象有着根源性含义,故亦称之为＂社会学的元问题＂。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催生了＂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又促发了更多切近经验层面的社会现象研究,如社会行动的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扶贫研究、社区建设研究、城市发展与社会建设研究、农村民俗制度变迁研究等等。其中,＂个体安全＂研究既是理论扩展也是实际应用。也许,上述研究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社会学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正是对于现代社会世界之问题性的关切使这一学科获得了新的生长点。＂个体安全＂研究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社会学持续生长的精神品格。     

从“馒头许可”事件看行政许可设定问题

我国行政许可设定存在一些问题,如设定事项范围不清、设定事项过多等,对行政许可设定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解决行政许可设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关乎公众的利益,还关系到行政许可制度的有效运转。     

从“双层博弈”理论看冲绳基地问题

安倍政府在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博弈目的在于,借国内外双层博弈,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特定逻辑。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内涵具有不明确性。安倍政府亟须借助围绕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等途径,建构全面指导日本内政外交的积极和平主义,以期既能使基地博弈成为实现大国发展战略的一环,又能使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政策逻辑得到具体实践,影响并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进而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安倍政府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情感"何以成为一种改造方式——从《丽萍的烦恼》看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命题,在于其正式宣告了革命知识分子立场的大众化转向.以"情感改造"为视角、以小说《丽萍的烦恼》为契机对这一过程进行爬梳,可以发现个体改造行为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呈现出的复杂张力与缝隙:当疾风骤雨般的革命现实到来之际,无论是尚余留着五四情感特质的知识分子,抑或是已树立起主体身份意识的先锋的革命女性,都需要在实际语境之中通过渗透于日常的"情感改造",以转换形成一套与延安建构性指向相符的新政治情感风格.     

从“封口费事件”看中国的传媒管制问题

本文以＂山西矿难＂事件为引子,比较了中国和欧美国家在媒介行业自律和传媒政府管制方面的差异,包括理念的不同、措施的不同和效果的不同,并提出了深化传媒改革的几点建议。     

从历史教育看“中日民众信任问题”

近来 ,中日民众相互“信任问题”引起关注。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 ,指出日本历史教育的原则是“掩盖侵略性质 ,推卸战争责任 ,拒绝反省认罪” ,中国历史教育的精神是“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的历史教育完全秉承日本政府掩盖侵略历史 ,回避战争责任的一贯方针 ,其根源是历史认识问题。这一问题既严重伤害了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也将日本民众引向历史认识的误区 ,干扰了中日两国民众的沟通、理解与信任 ,这才是中日民众“信任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教科书问题看“皇国史观”的结构

教科书问题的关键是审查制度。而这项审查工作恰恰是由一群抱住皇国史观不放的人进行的。以前有不少人提出过处理教科书右倾化与战前右翼团体朱光会有关。因为1956年以来,一直由朱光会的中心人物村尾次郎在文部省内负责社会学和历史学教科书的审定工作,前后共任职19年。村尾次郎战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日本史研究     

从李广性格看“李广难封”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每读《史记·李将军列传》,就想到李白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名句。李广为何难封,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性格是主因。在这里,笔者想就李广性格与其悲剧命运之间的联系作些探讨,以期给自己、为他人提供一些必要的借鉴。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此（斯）、是”名词性回指比较

本文在句法分析描写研究的基础上,从语用、篇章等角度,着重考察了＂此（斯）＂、＂是＂名词性回指的指示特点与规律,比较得出名词性回指中,＂此（斯）＂、＂是＂处于相同显著度的位置,＂此（斯）＂先行语位置的显著度却低于＂是＂先行语位置的显著度,由此推断,＂此（斯）＂的指示功能要强于＂是＂。     

从“助人自助”看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文化背景问题

“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信念强凋个人发展重于个人被动的需求,它植根于人的自由、平等以及人格的尊严、个人的存在价值等西方传统文化要素;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助人理念本质上缺乏基于普遍的人的尊严和个体独立人格的观念,助人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给与者与受助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恩赐和被动接受的心理定势,他们之间缺乏真实的平等。在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进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对社会工作价值信念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诸如价值观选择的困惑、信念与现实的困境以及文化认同的矛盾。针对社会工作的文化背景问题,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应在文化能力的培养、价值观的选择以及自我意识的训练上寻求突破。     

教化的终站：“成为你自己”--尼采哲学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在工业社会背景下,现代教育日益被功利化的社会目标绑架并显示出短暂性和单一化的弊端。尼采哲学中关于教育的思想从阐释教育的现代趋势入手,分析了“扩大规模”和“缩小内涵”所导致的教育短命的后果,提出教化的目标应当是使人学会反思性观察和个体性思考。他认为人应当依据自身的崇高精神品质和内心的召唤来提出真正的教育需要,教育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得到丰厚的物质回报,而在于寻获个体的真实心性并“成为你自己。”     

超越“个体”的经济平等权探微——经济法基本范畴的一个要素分析

本文对经济平等权进行了价值评判,并作了法规阐释。     

从“助人自助”看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文化背景问题

"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信念强调个人发展重于个人被动的需求,它植根于人的自由、平等以及人格的尊严、个人的存在价值等西方传统文化要素;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助人理念本质上缺乏基于普遍的人的尊严和个体独立人格的观念,助人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给与者与受助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恩赐和被动接受的心理定势,他们之间缺乏真实的平等。在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进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对社会工作价值信念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诸如价值观选择的困惑、信念与现实的困境以及文化认同的矛盾。针对社会工作的文化背景问题,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应在文化能力的培养、价值观的选择以及自我意识的训练上寻求突破。     

“新新人类”文学的精神走向——“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化分析

本文研究“新新人类”即“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学精神走向。认为“七十年代书写”中包含着多重含义 :其一 ,它是指一批出生在 70年代的作家以带有新的审美倾向的新文本形式冲击了持续十余年的先锋派叙事话语 ;其二 ,是指非文学写作中出现的文本样式对现有文化秩序构成挑战和不折不扣的轻蔑 ;其三 ,无纸写作的渠道因其前所未有的通畅而容纳了不计其数的青年在业余时间里的思考和随心所欲式的“发表” ,对文化格局的分配与重组起着潜在的影响作用。检视这些文字 ,可以看出“七十年代书写”在“历史叙事”、“自我塑形”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症候和精神空白 ,研究并探索其未定性和开放性所具有的“以终为始”的继续书写的问题视域 ,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