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政治到话语政治: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的当代转向及其影响

社会工作具有女性主义的天然本质.女性主义在与社会工作的碰撞和交融中逐步成为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来源.90年代末以来,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因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多重转向而呈现了从"身份政治"到"话语政治"的理论层进.当代女性主义不仅为社会工作开辟了性别与压迫的专项议题,更批判性地带动了社会工作在研究方法、服务模式以及实务取向上的全面转型.     

政治权力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

政治权力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中权力可以视作手段、目的、关系过程与行为结果。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政治权力的认识、发现并批评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实主义政治权力观的不足,在再认识的基础上,对政治权力的载体、目标和话语等进行了深刻反思,相应地从内涵、认知、目标等方面对政治权力进行重构。本文认为,政治权力的主体价值,是使政治权力的领导者构成得以重塑,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推动了区域化与全球治理进程,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     

谁支配着话语--女性话语解构与重构

话语是一种权力,从话语的角度解构当代女性话语则会发现:解放话语代表国家利益;社会性别话语代表抽象、统一的女性整体利益;大众话语代表男性消费者的利益。这些话语都很难完全代表各个阶层妇女的心声,下属妇女群体更是处于失语状态。要重构女性话语,就要运用反思性和参与性的方法去积累和建构知识。     

伍尔夫的叙述艺术与女性主义

伍尔夫是一位现代小说艺术的自觉实验者,女性化书写是其艺术实验的一个自觉追求。她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传统小说的艺术规范进行了大胆的突破,通过内隐叙述者、女性的意识化展示和话语的诗化等策略,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一名女权主义作家对性别书写问题的独立思考。而与此同时,其独具特色的现代叙述艺术也使她的创作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女性书写的一个成功例证。     

传统权力向现代权力的转型:私人性行为视角的观察--福柯权力理论的应用与扩展

当今中国,“传统权力”正处于向“现代权力”的转型期,传统权力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斗争的结果注定是现代权力取胜。从私人性行为视角看,我们应该以游戏的心态来看待性与权力的关系,因为权力的存在同样是性所需要的。     

权力斗争的历史话语——谱系学与福柯对主体的重构

谱系学是福柯的历史观与主体现的集中表达.与现代性思想以理性看待历史,并把历史解读为统一进步的过程不同,谱系学方法透过权力看待历史,把历史过程解读为差异和断裂.通过谱系学方法,福柯消解了现代性思想所建构的认识主体,并用身体主体取而代之.身体主体现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和正确把握今天的现实社会,有助于人们以有效方式进行突破技术理性的压抑与束缚的当代解放实践.     

马克思主义需要辩证地解读——试析福柯的微观政治理论对唯物史观的挑战

福柯的微观政治理论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起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辩证地阐释和理解,而不能直接挪用.福柯的挑战不仅源于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而且源于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本性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效应.资本的霸权使揭示资本奥秘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面向21世纪的基本议题和理论旨趣.福柯虽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忽视或重视不够的问题,但我们认为,任何理论、范式和视角都既是一种澄明,同时又是一种遮蔽,马克思主义并不必然要涵盖所有的主题.任何理论的探索都不能取代和置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视域,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赖以出发的基石和必经的桥梁.     

一种肯定的权力理论的形成：基于福柯与康吉莱姆关系的考察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柯逐渐发展出一套有别于过往基于“压抑假说”之权力观的新权力理论。尽管这种权力理论具有强烈的福柯色彩,但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关键词“规范”,我们仍能清楚把握到康吉莱姆对福柯的影响。实际上,康吉莱姆所厘定的作为内在的、肯定性的生命形式的“规范”概念及其使用方法,不仅为福柯提供了摆脱“压抑假说”,构建肯定的权力理论的可能性条件,而且在福柯对自身权力理论的不足进行克服时,与之产生了共鸣。     

“直言”与“关心自己”——福柯的古代哲学研究

福柯对古代哲学的研究首先是着眼于古代对性快感的道德质疑及其与基督教伦理实践之间的差异,此主题是1984年出版的《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和第三卷《自我的关注》的主要内容。在法兰西学院1982—1984年的课程讲座《对自我与他人的治理》和《真理的勇气》中,福柯脱离了这一主题,将理论触角延伸至对整个古代哲学的挖掘深耕。以关心自己和直言为主线,这两次课程讲座从另一个侧面对西方思想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勾勒,其探讨的内容涉及西方思想史的各个关键节点。     

略论女性主义诸流派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基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改造社会方案给予剖析 ,认为它们在探讨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上各具特色 ,相互补充 ,但均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女性话语与拉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

拉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与女性话语理论之间有密切关系 ,女性主义理论家把拉康的精神分析作为自己的话语与写作的指导原则 ,提出了“女性话语”的概念 ,进入了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新阶段。从无意识到女性话语和女性写作 ,女性主义运用拉康的无意识的语言形态构成模式、反菲勒斯中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与逾越 (transition) ,演绎了女性主义在新旧世纪之交最重要的历史 ,为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写下了别有特色的篇章     

女性主义理论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的贡献

在过去25年中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它最近开始影响到主流理论。本文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宏观结构主义、交换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网络理论、社会地位期待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法、新弗洛伊德论和社会角色论等女性主义的视角更应充分地整合到主流社会学的理论中。     

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性别关系

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只有当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哲学）才会出现……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时，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将哲学的灰色绘成灰色并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将它作为认识的对象。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     

《东方学》中隐喻的福柯权力理论——兼论后现代语境下的后殖民理论

赛义德的《东方学》将福柯的权力理论,具体运用于分析西方殖民主义传统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东方学"话语体系,考察了东方学的知识传统所隐蕴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实质,从而在当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实践中深化了后现代主义。     

生命政治论的女性主义解读——以权力的三重向度为视角

以福柯、奈格里等为代表的生命政治论有暗藏的性别意蕴,体现在权力的三重向度中：资本向度、生产向度和劳动向度。资本向度是生命政治论与女性主义的接合点,它指认了资本即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必须以性别的权力支配关系为前提;权力对身体和人口的掌控使性别分工得以固化,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则将性别不平等隐藏在商品的等价交换之中;生产向度是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对生命政治论的进一步发展,它揭示了性别不是自然物,而是权力生产的效应,其生产机制是操演性的,使性别在权力的自我颠覆中被重复建构;劳动向度是女性主义对生命政治论的当代解读,它分析了生命权力与晚期资本主义劳动女性化之间的关联,揭示了情感劳动使生产与再生产同一化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现状。权力的三重向度内在统一,共同彰显了生命政治论隐藏的性别逻辑。     

性别操演理论的经验解释与女性主义方法论反思——以高层两性人才访谈为例

本文运用对高层两性人才的访谈资料,尝试将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做经验研究和现实解释,观察两性在性别操演时展现的灵动性和真诚性,并将该理论与女性主义方法论作对比,反思后者潜在的“受害人假定”和“对性别的过度归因”等问题,进而讨论女性主义方法论对研究对象的遴选标准、对研究内容的界定标准和建立于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研究预设等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最后,本文尝试将性别操演理论与女性主义方法论对接,以探讨性别操演理论对性别研究的意义。     

平等与发展：女性主义和妇女研究成果的全球理论

尽管妇女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已有很长一段历史（见Bryson 1992,Jayawardena 1986;Ku-mar1993）,国际妇女运动的概念还是最近才出现的,提出这一术语的评论者普遍将其与1975年在国际妇女年举行的联合国会议联系在一起（见Dagenais ahe Piche 1994,Heyzer 1995;and Canadian Woman’Studies 1997）。1975年,墨西哥举办的第一届联合国妇女与发展大会使人们注意到官方缺乏对妇女生活与妇女利益的关注。因此,妇女运动明确提出应将“平等与发展”作为全世界提高妇女地位的目标。与此相关的一项“世界行动计划”列出14条有关“提高妇女受教育机会、改善就业前景、增加平等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和提高福利”的最低目标（Young 1993:25),世界行动计划（Word Plan of Aciton,简称WPA）还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机构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承认妇女所做的未得到报酬的工作并且重估传统性别角色,联合国将1976-1985年称做联合国“妇女十年”。     

疫病、生命政治与现代主体的诞生——从霍布斯到福柯的治理体系

现代政治的诞生实际上与疫病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基者之一的霍布斯正是从医生和疾病的角度出发建构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他在《利维坦》之中赋予了医生对内治理的绝对权力,让医生与政治在理论上形成了关联。巴斯德在微生物学上的发现,让公共权力和医生的知识在实践层面上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养成个人卫生习惯和城市卫生环境塑造为基础的现代卫生防疫学。最后,福柯将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和巴斯德的实践贡献结合起来,形成了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生命政治一方面使用规训技术,生产了现代的规范主体,同时以全景监控技术,创造出"惩罚的社会",在"惩罚的社会"中,从疫病产生的生命政治控制达到了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