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说与西汉的皇权主义——以“冠履之喻”为中心的考察

冠的本义是头部饰具,因先秦儒家的冠礼而具有了等级秩序的象征意义。法家更进一步,将履和冠并提,运用到阐述其尊君思想上,并形成了异于先秦其他诸子的绝对尊君理论。"冠履之喻"也完成了由器物之别到自然之势的象征再到君尊臣卑与社会之势的转变。西汉时期,"冠履之喻"一再被提及,法家的绝对尊君思想得到宣扬,法家学说因此也为西汉时期皇权主义的塑造提供了思想资源。     

建国初期新儒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阐释:以梁漱溟、熊十力之争为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以熊十力、梁漱溟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试图从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思想资源,诠释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识,但两人的观点又有分歧,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辨析表明,熊十力更注重对社会主义建设秩序即儒家"外王"探讨,梁漱溟则强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对人心"内圣"的激发。这种"内圣"与"外王"之争,彰显出两人各自融贯"道统"与"治统"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自觉,也为当前加快构建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Modern Hermeneutics of Confucian Thought: The Path to Philosophical Status and Its Significance

清末经学解体之后,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除了社会巨变所导致的现实意义的消解之外,儒学在思想的传递方面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人物由哲学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所做的诠释,可以说是开始了一条新的理路,即在新学术的背景和分科治之的条件下,用思想阐发的形式,来重新说明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和深刻意义,以使其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哲学化的诠释路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空间,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典范。而那种认为儒学的哲学化研究工作过度地稀释了儒家的思想内核,想根本扭转其路向,试图重回经学形态的期盼,倒是大可商量的,也是极不现实的。     

熊十力对船山乾坤并建说的异议——兼论“后新儒学”对现代新儒学的批评

乾坤并建说是船山易学的大宗。熊十力肯定船山的易学思想颇多精义,但对作为易学纲宗的乾坤并建说,却批评其有二元论之失,并且分析了造成此失误的原因,即船山未能体悟孔子体用不二之旨。熊十力误解船山乾坤并建说为二元论,源于他对"体"、"太极"、"并建"的理解都不同于船山,体现了他的心学立场。熊十力的这一看法在现代新儒家中很有代表性,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都承继师说,基本立场未脱于此。直至曾昭旭、林安梧,始肯定船山乾坤并建说,并以为此说能为牟宗三之后的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发展路向。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尚志”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尚志"思想是我国古代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要求人们为了实现人生的志向和理想而自强不息、奋斗不已。本文通过对儒家体系中"尚志"思想进行探讨、挖掘,力图使儒家"尚志"思想在现代语境下弘扬其更多的价值。     

马一浮人性观初探

马一浮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宗于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通贯佛、道,力图从“六艺之道”开出儒家内圣外王之花。因此与同时期的熊十力、梁漱溟各领千秋,同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之“三圣”,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不可低估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诸方面原因,马一浮的思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马一浮人性论作一粗略的评述,旨在加深对其学说的深入了解,并推动其研究。 1 人性论在马一浮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马一浮认为:今日中国经济落后又遭受强敌侵凌,民族自信心严重匮乏。人们 唯洋是从,不仅崇拜西方的物质文明…     

马浮儒学思想初探

文章认为,马浮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命题内涵有二:其一是儒家文化该摄了诸子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切学术的渊源和当然代表;其二是儒家文化也该摄了西方的学术。马浮认为人类文化学术发衣的根本目的,并不主要是知识与物质文明的发达,而是知识与道德精神上的全面发展。马浮的上述一些思想表明了他的强烈的新儒家文化立场。马浮在哲学上主张的也是儒家的道德哲学,他虽然极力会通程朱陆王,但其哲学的基本思想倾向及实质则更接近陆王。     

“现代新儒家思潮”首次学术会议简况

“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之一,课题组于1987年9月9日至12日在安徽宣城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暨工作会议。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十五个单位的十七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课题组负责人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和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主持。会议着重从宏观上对现代新儒家思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围绕着“现代新儒家”概念的界定,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形成原因、发展阶段、作用、影响以及代表人物等问题,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交流了思想,进一步加深了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认识,明确了本研究课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的代表认为,所谓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     

《淮南子》所见“齐桓公”形象及思想内蕴

《淮南子》将"齐桓公"视为春秋时期的贤明之君,推崇其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历史功业。《淮南子》认为齐桓公知人善任、重民树德,这是其取得政治成功,促齐兴盛的根本原因。但是,对齐桓公晚年纵欲信佞的政治错行及消极后果,《淮南子》着眼于"治身"与"治国",给予深刻批评,并试图以之为鉴,警醒西汉统治者。《淮南子》论"齐桓公",具有思想内涵的多元性,既体现黄老本位立场,也反映儒家、法家的思想因素,这在西汉前期的思想家中具有代表性。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从中唐“永贞之变”看韩柳儒法之争

唐代中叶的“永贞之变”,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前后,围绕着革新还是守旧、前进还是倒退这些根本问题,儒家和法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法家的杰出代表是柳宗元。他力主革新变法,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儒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儒家的代     

现代人际关系的重构——兼谈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思想

"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先秦儒家的主要思想。随着人际交往的复杂化,现代人际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先秦儒家对和谐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对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从"人性本善"的哲理基础出发,通过建立价值原则,从人与自然关系、身心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四个方面寻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状态,最终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现代人际关系需坚持"和为贵"价值取向、以"先义后利"的和谐道德关系为基础,才能达到人际关系的自然化。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明法去私"、"刑无等级"、"一断於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尽管法家的"法治"学说因推崇法家严刑峻法的秦王朝暴政而受到后世诟病,但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秦汉之后,作为儒家"德治"学说的补充,在德主刑辅系统理论中,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法治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以史为鉴,构建现代法治中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论熊十力的人伦哲学

中国现代大儒熊十力的哲学体系包含着重要的人哲学和道德学思想 ,主要是本体主体浑融构架中的道德人哲学内蕴、性习互见构架中的道德学理念等。探讨熊十力的人伦哲学 ,不仅是熊十力哲学研究中的新课题 ,对于当代中国人伦精神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韩非子历史哲学的现代审视

在诸子百家中,法家贯彻"法后王"的治国策略,认为时代在发展,治国不必法古.儒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倾向于把人类历史视为周而复始的循环,法家则把人类社会认定为直线的发展过程.以先秦诸子为参照,通过比较研究,不难看出韩非子历史哲学突破了循环论和复古主义的框架,与近代提出的进化史观颇为相似,而他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则与西方后来提出的人口是按几何倍数增长的观点极其相似,韩非子的历史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治国必不可少的参考.其正面价值在于:改革是与时俱进的,法治比人治更为科学、客观、公正;而负面价值则是人不能变成执行法律的机器,应该更具有灵活性和人文关怀,才不失法治的本义.     

“对语言作为语言自身的兴趣”——读伯纳德·S·所罗门先生近作《论中国古代名家》

当代美国学者伯纳德·S·所罗门(Bernard S.Solomon)先生于近期完成的大作《论中国古代名家》(On the School of Names in Ancient China)是一部从"语言"视角切入"哲学"问题来反映当代西方汉学界"名家"研究最新成果的优秀学术专著,此著对"名家"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惠施与公孙龙之思想文本的分析体现出其精准的问题意识、清晰的逻辑思维与深厚的学术底蕴。然而,所罗门对"名家"的研究,只是做到了参照"语言"自身来研究,而并没有做到跳出"语言"自身来研究,因而明显地忽视了对东方思想传统中"道家"与"佛教"等思想学派中有关"语言"问题的深刻"洞见"。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予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论张君劢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问",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问家.但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较多的是他挑起1923年的"科玄论战",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研究不多.实际上,他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对西方学理的输入,对治学方法的重视,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的转换,加快了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接轨的步伐,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