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化行南国与周人经营江汉

周文王的政教,化行乎南国之说,始自毛诗诗序。诗序在解说《诗经·周南、召南》时说: “关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周南·汉广、汝坟》序,始言文王之化,《召南·甘棠、行露》以下序,始言召伯之教,文王之政。 “《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     

释“对”——《诗经》字义探源之一

《诗经》《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一语中的“对”,究竟是什么意思?本文想就此作些探讨。 这首诗的大旨,《诗序》说是“美周也”。[宋]朱熹《集传》以为:“此诗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全诗八章,“首章言天初眷大王之意;次章述大王迁歧也;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逊之事,为文王张本;四章则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自来并无什么异说。全诗的文字大致也还是明白的。只是其中     

这个“五斗米”不是道教

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崇高气节历来为人所称道。“五斗米”究竟指什么?刘晓云同志说,是指“五斗米道教徒”,引申指“权贵”。(见《历史大观园》1988年第八期,以下简称刘文)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首先,这个说法与史实不符。刘文的主要论据之一是:陶潜任彭泽令时的顶头上司是五斗米道教徒、会稽内史王凝之,陶与之势不两立,故而辞官。史书载:“(晋)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贼孙恩作乱于会稽。”(《宋书·本纪第一》)“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晋书·列传五十》)可见,王凝之于隆安三年(399年)死于孙恩起义军之手。陶潜之辞彭泽令是什么时候?     

“卷阿”非地名小议

卷阿(qunW),作为《诗·大雅》生民之什第八篇的篇题,这是人所共知的.若把它又当作一个专有所指的地名,认为是岐山周公庙所在地的雅称,却是大有可议的.一《卷阿》首章经文:“有卷阿者,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飘风自南”句下.《毛传》云“兴也。卷,曲也。飘     

《天问》二题试解

一、《天问》“日德月刑”说屈原的作品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屈原对于自然科学则一向本着求实的精神,主张“参验以考实”(《九章·惜往日》),又说“名不可以虚作”(《九章·抽思》)。《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正是屈原本着这种求实精神对日月的所谓“德刑”提出了质疑。王逸     

历史方法在毛泽东著作中的运用及哲学意义

1907年,列宁在《<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明确使用了“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列宁选集》第1卷,第696页)这一概念;毛泽东也申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页。以下引文出自该书只注页码),并在他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一) 所谓历史方法,既不同于世界观意义上的对社会历史作出最高概括的历史哲学,又不同于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而是一种哲学方法论。我们试概括毛泽东的历史方法如下:     

论道安《阿毗昙序》中的几个问题

僧伽提婆将《阿毗昙八犍度论》译成汉文后,道安旋即作《阿毗昙序》,高度肯定了《阿毗昙八犍度论》。而道安在《阿毗昙序》中所说的以“义第一”著称的迦旃延并不是《阿毗昙八犍度论》的作者,事实上《阿毗昙八犍度论》真正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和迦旃延同名的佛涅榘后三百年的说一切有部论师。     

“有要于时”异释

《吕氏春秋·察今》:“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课本注:“有要于时,是适应当时的需要的。要,适应。”这种译法未将“有”和“于”字的意义落实,译文中又多出了“需要”一词,欠妥。翻译这一句,关键要弄清“要”的含义。我认为,该句中的“要”不作“适应”讲,应释为“约束”。《释名·释形体》、《广雅·释言》皆曰:“要,约也”。“要”作“约束”解,最初,仅限于君臣之间。《公羊传·庄公十三年》:“要盟可犯”,阿休注:“臣     

斯宾诺莎的理论遗产——纪念斯宾诺莎逝世三百周年

斯宾诺莎的《遗著文集》,在他死后由最亲近的朋友们出版,仅仅标明了简写的姓名《别·德·斯》(别涅狄克特·德·斯宾诺莎)。这样的拘谨不能仅仅被解释为亚内赫·耶勒斯和其他的出版者对作者态度的谨慎,因为在出版了作者的《神学政治论》后,曾经引起了反对斯宾诺莎的罕见的狂怒的辩论。这样的拘谨只能够被看作是由于,已经去世的哲学家一般地说,并不希望他的名字出现在他的著作上(关于这一点,是斯宾     

《诗·玄鸟》中“厥后”新解

《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自来注家多将“厥后”解为“诸侯”或“四方诸侯”。如郑玄笺云:“方命其君,谓遍告诸侯也”。朱熹《诗集传》:“方命厥后,四方诸侯无不受命也。”近人因之,其说实有可商之处。按诗意,“方命厥后”者为古帝,如“厥后”是指“四方诸侯”,则“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即谓上帝授命四方拥有九州,这显与史实与诗意不合。余意“厥后”者,厥君也,厥王也,亦即指成汤。其证一,“后”通君,通王,则“后”亦可指成汤。《尔雅·释诂》:“后,君也。《诗·大雅·文王有声》:“王后丞战,”《毛传》:“后,君也”,“王后”犹言君王;     

也谈阿Q的“革命”——兼与支克坚、陈继会同志商榷

《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四期发了支克坚同志的《关于阿Q的“革命”》一文(以下简称“支文”),认为鲁迅在阿Q的“革命”问题上,发现的不是农民的革命性,而是“当时中国一部分农民同革命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阿Q无论在“革命”前或是     

“阿嵯耶”辨识

“阿嵯耶”辨识杨德聪查阅古代云南的佛教史籍，“阿嵯耶”一词颇为显眼，它首先出现干《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该文字卷云：从此，兵强国盛，辟土开疆。此亦阿嵯耶之化也！“遂即腾空乘云，化为阿嵯耶像。”“保和二年乙已岁，有西域和尚普立施来到我京都云：‘吾西域...     

论《白痴》人物体系中娜·费里帕夫娜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阿·马依柯娃的一封信中曾谈到《白痴》女主人公娜司泰谢·费里帕夫娜征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白痴》中不是一个主人公,而是两个主人公。从作品中的地位来看,不次于梅思金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娜司泰谢·费里帕夫娜。”从小说的情节构成来看,娜司泰谢·费里帕夫娜的悲剧命运是形成小说情节的基础和核心。正是女主人公的全部行为,有层次、有节奏地推动着、决定着情节的发展,直到终篇。     

毛泽东比喻喻体的特色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的语言,他的语言是我们学习的典范。”①这里我们鞠取了毛泽东语言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比喻的喻体加以考察。本文以《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②和《毛泽东选集》第5卷③为材料来源,试图通过对语言材料的统计分析,探索毛泽东比喻喻体的个性,为现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提供一点资料。     

关于阿Q“革命”及其典型性问题的几点质疑——与马冀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阿 Q“革命”的初探》(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下简称《初探》一文中,针对那种对阿 Q 性格中“革命”因素渲染过份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阿 Q 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阿 Q 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否定的典型,对于阿 Q 的所谓“革命”也没有抱任何赞扬与肯定的态度。马冀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与指责(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也谈阿 Q 的“革命”及其典型性》;下简称《也谈》),这是正常的。因为,我的一些看法,如在《初探》一文开头时讲的那样,是很不成熟的,有些观     

对《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的异议

“建安七子”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习语,本于曹丕《典论·论文》的:“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王易)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胡刻本《文选》卷五十二)向无异说。高敏同志的《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     

法律用语溯源(一)

罪莫大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堕先人之所言,罪莫大焉。”罪没有比这更大的。罚当其罪: 《荀子·正论》“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用功,罚不当罪,不样莫大焉。”《三国     

古汉语别称词初探

<正> 一、古汉语别称词的性质和作用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八云:“南中丞卓楚游学十余年,衣布缕,乘牝卫,薄游上蔡。”“牝卫”是母驴,“卫”是驴的雅号。据宋·罗愿《尔雅翼·释兽》云:“晋卫玠好乘之,故以为名。”《文选》南朝·齐·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唐·白居易《问刘十九》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绿蚁,原     

《甘藷疏序》的出处

一《甘(艹诸)疏序》是明末徐光启为其农学著作《甘(艹诸)疏》所写的序言,最近选入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语文课本的第一条注释说:“选自明人王象晋《群芳谱·谷谱》。”这是错的。《甘(艹诸)疏序》不见于《群芳谱·谷谱》,而是在《群芳谱·蔬谱二》之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版《中华活叶文选》九十号所载《甘(艹诸)疏序》的“说明”云:“这篇序文保存在《群芳谱·谷谱》卷二里”。语文课本的错误可能即承此而来。     

《周易》与《文心雕龙》

晚年仍然努力学《易》的孔子,他在暗引《易·恒·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两语以后,讲了一句极为准确的话:“不占而已矣。”①孙卿同然一词:“善为《易》者不占。”②治《易》不为占卜,而在领会其中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