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兼谈唐、宋《诗》学的承与变

《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著作和主要治《诗》者的评价大体能实事求是,常有精到之见。但囿于对门户壁垒的批判,致使其对《诗经》宋学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宋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其对唐宋《诗》学之批评,未能彰显唐代《诗》学对宋代《诗》学大势的影响,宋代《诗》学是在继承唐代《诗》学中实现创新的。     

《关雎》与古代婚礼重别论

一《诗经》是诗经时代的文化产物。较诸汉魏以降甫成风气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诗经》的作者,实际上只是以诗歌语言的始初形式对当时人们的社会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进行一种直接的和真实的记录。惟其为是,故有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季札听乐而知盛衰。方玉润认为,这说明“《诗》之有关国政也久矣”,而“汉唐后作者虽多,然皆徒逞才华,藉抒怀抱而巳,非皆有关国政也。”闻一多先生在一次题为《诗与批评》的演讲中也有类似说法:“《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     

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略论姚际恒《诗经通论》的诗学理论价值

明清时期,皖人的诗经学著述尤多,在整个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诗学批评与诗学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且有创新性。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这一批著作中属上乘。姚氏虽然使用了传统诗学批评的概念、范畴,但其具体内涵,有自己的界定,以之评品作品时,结合上非常贴切,没有拿作品强就概念范畴的毛病,这种批评范式,值得认真的总结。     

论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体现了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朱子以义理诠释《诗经》,强调它的劝惩教人作用,反对无根据的穿凿,对《诗经》作了符合经之本意的道德诠释,认为《诗》的道德教化作用来自于《诗》中所具有的义理。朱子还针对宋代《诗》学同异纷纭、争立门户而造成宋代《诗》学混乱的现象,提出要删除《诗序》,绝"以《序》解《诗》"之弊端,强调"以《诗》说《诗》",以防在解《诗》时籍阐发义理而离开《诗》之本义走的太远。     

高邮王氏释诗凡例说略

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有关《诗经》的论述和段玉裁的《诗经小学》是清代《诗经》训诂中的双璧。段氏多以《说文》、《尔雅》、群经证《诗》;而王氏则更重于以诗释诗,以诗证诗。在贯通三百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诗例、章法、句式、字义、用韵等方面发凡起例,循此以求,“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这就不能只局限于一字一句的训释,而必须窥其全豹,通其大要,发其内蕴,从纷繁的语言材料中总结出那些带根本性的条例,用以指导实践,把训诂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峰。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批判理论探讨

马克思在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 ,在批判世界的过程中 ,从浪漫主义的批判发展到历史主义的批判 ,把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结合起来 ,把批判运动同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 ,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批判理论 ,从而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其它非科学批判理论的完整的批判理论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对封建文化的批判

辛亥革命的意义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 ,是对固有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追求。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族制度、宗法制度、伦理纲常。辛亥革命者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围绕上述几个方面展开。但革命者并未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其意义是开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封建文化的先声。     

论知识分子的三种素质

知识分子是一个既具有专业性又具有公共性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的人们具有三种身份和相应的素质:一、“士志于道”的价值维护者;二、“抱道忤时”的社会批判者;三、“行己有耻”的道德示范者。     

天鹅的"最后一歌"--《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佬》评析

《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佬》一书在马克·吐温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指出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在于借古讽今而其艺术价值则是多方面的,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试论王夫之对明代竟陵派的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明代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批评他们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并批评竞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且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论文艺创新胆识

作家、艺术家的胆识可分为创作胆量、表演胆量、发表胆量及相应的见识等。文艺创作和艺术表演的胆识突出地表现在敢于创新,敢于“反常突破”。创造成果的独特性往往反映了创造者的个性独特性,表现了创造者独特的气质、性格、兴趣、志向等个性特征,同时也需要创造者的勇气和魄力。文艺要标新立异就应当有胆量,但胆量的放开总得有个“度”。这个“度”还突出地体现在如何表现“性”、如何展现人体、如何借鉴西方的一些表现形式等问题上。     

章士钊与新文学运动

当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派人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掀起新文学运动以后,章士钊从文学的形式到文学的内容都对新文学运动的主张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章士钊与新文化派在文学思想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双方的社会变革思想不同而引起的。新文化派的社会变革思想属于激进型,主张彻底改造现实和与传统决裂;章士钊的社会变革思想属于渐进型,主张新旧调和,反对除旧布新。由于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所以章士钊在批评新文学运动过程中所提出的文学主张基本上是保守的。     

西汉前期文人的用世情怀

西汉前期文人对社会无比热爱 ,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他们积极进取 ,矢志报国 ,热情参政议政 ,心系国家大事 ,上书言事蔚成风气 ;他们尽忠尽责 ,颇有公而忘身之慨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用世情怀。这既源于国家初建、百废待兴 ,文人有用于世 ;也与统治者真心求贤 ,广开仕进之门 ,话语环境宽松 ,文人充满自信自豪密切相关。     

论合同之债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基于解释论的立场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是时效制度中一项尤为重要的构成要素,然而我国相关法律规范对其规定失之简略。合同之债请求权是一项重要的请求权类型,以解释论为路径对其时效期间的起算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力图从法技术层面实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可为分析时效期间的起算提供一个范例,并可为缓和诉讼时效制度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实现时效制度的本土化提供借鉴。     

2000—2008年叶燮研究述评（上）

新世纪初叶燮研究在文本内容、研究方法和治学视角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较上个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0年来七八年时间中,学界对之前叶燮研究的回顾与整理,对《原诗》的反思与质疑等,持续不断;围绕《原诗》中的循环论、中心主旨和英雄史观,学术界的争鸣与探讨也十分激烈;在国内比较研究日趋深入的同时,中西比较研究也全面展开,异常活跃。文章对存在诸多问题、隐藏的不足及可努力的方向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