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对汉赋的影响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首列儒家,并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作为儒士,孟子强烈要求"尚志"(《孟子·尽心上》,下引孟子语皆出自《孟子》)、任道,确立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公孙丑上》),并以此来担当重建以仁政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使命.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其抗礼王侯、批判时君上.《孟子》首篇《梁惠王》已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作为道与德的使者的孟子与作为势与位的化身的梁惠王等君王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孟子干说时君,亟亟以仁义为归,其中主要内容之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郭店楚简与儒家的仁义之辨

郭店楚简中多有将仁、义对举或并举之处 ,简文区分了仁与义的内涵 ,使义的地位大大提高 ,它阐明了二者分属于内部主体世界和外部客体世界 ,在指导实际操作的层面上 ,它强调以外在的义来裁断内在的仁。郭店楚简的“仁内义外”之说是儒家仁义思想中比较独特的一个方面 ,这一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出现 ,却见于《孟子》一书 ,儒家的仁义思想到孟子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郭店楚简的“仁内义外”说对比孔、孟思想 ,对于研究儒家仁义理论的变迁很有意义     

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孝经》一书系由儒家学者综合孔子、孟子、荀子及以乐正子春为代表的孝道派的孝道理论而成。经过孔子的论述,孝道理论得以初步形成;孟子就孝理论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念,为《孝经》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思想材料;荀子则将仁义作为孝的标准,从另一方向补充了儒家的孝道理论。《孝经》自成体系,言约义丰,不能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某一学派的著作。     

论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道德是普遍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都肯定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肯定仁义是人类生活的普遍原则。但孟子也承认不同学派对于仁义有不同意见,如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杨墨两家就与儒家的观点     

孟子学说的内在论证体系初探

<正> “仁政”思想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一书开宗明义就是反对言利,提倡“仁义”:“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全书出现“仁”字达157次之多。仁义作为孟子学说的出发点,落实到具体政治上便是“仁政”。研究者多将仁政视作孟子社会政治思想的     

《论语》《老子》《孙子》思想核心之比较

在评述孔子、老子、孙子思想核心的基础上,从道德价值和现实功利相结合的视角,比较《孙子》之“全”与《论语》之“仁”、《老子》之“道”的主要差别,探究其迥然不同的哲学观和人生观。《论语》之“仁”从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否定现实功利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老子》之“道”在追求现实功利和自我生存圆满的同时,带有不可讳言的自私性;《孙子》之“全”则是立足于特定战争领域,实现了理想与现实、功利与仁义的完美结合。     

老庄学派仁义观新探

老庄反对仁义,这几成定论。而我们通过审慎的研究后认为:老庄反对的不是仁义本身,而是反对儒家对仁义的过分宣扬和统治阶级对仁义的无耻盗用。老庄不仅从根本上维护仁义,而且他们的行仁标准比儒家还高。一、老庄学派反对儒家的仁义,而提倡更高标准的“大仁”、“大义”仁义的对立面是不仁不义,如果老庄确实反对仁义,他们就提倡不仁不义,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提倡要实行比儒家仁义标准更高的“上仁”、“大仁”、“大义”与儒家的仁义又有什么不同呢?     

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

本质为道德价值观的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两宋,更成了伦理思想斗争的中心。在两宋激烈的义利之辩中,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最富合理性。司马光自称以“朴儒自守”,但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却并未死守儒家正统的“重义轻利”的戒条,司马光认为,道德并不排斥功利。恰恰相反,道德必须蕴含功利,道德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追求的特有功利性,道义必须以一定的功利为其指归。他明确指出:“夫唯仁者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圣人者……以利人为仁”;“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肯定了仁义道的功利性。     

“内圣外王”的提法并不符合孔子的思想

"内圣外王"的流行提法并不符合《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孔子在《论语》中的君子是内外合一、知行合一、有智仁勇三达德的;仁人则是要有巨大社会造福与利民的功利的成就;圣人则要博施济众、安天下的普世的功利成就的。新儒家"内圣外王"中的"圣"与功利剥离开来,和孔子在《论语》中的"圣"是很不相同的。孔子从功利到实践到言语的评价人的价值标准的顺序,和新儒家"内圣外王"的从德行到实践到功利的价值标准的顺序是完全相反的。     

孟子的音乐思想

<正>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大师之一。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对孔子的仁义学说作了创造性发挥;对其礼乐思想虽然论之简略,亦可从中表明他维护音乐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孟子由仁义学说出发来看待音乐,认为音乐是表现仁义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为仁义服务的。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以下只注篇名)这就是说,假如你做到了仁和义,便从     

孟子的仁政思想——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中,"仁政"与"王道""王政"是意义相通的几个概念。孟子的仁政思想,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其基本内容是:以民本为社会基础,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以德教为为政先务,以"不忍人之心"和"亲亲之情"为人性根据,以"仁"或"仁义"为最高原则。孟子的性善论为中国人的道德责任确立了超越性的价值本原,行仁政由此亦成为为政者必然的道德责任和天职所在。孟子既强调伦理共同体必须以道义为最高的原则,同时亦不否定功利、事功的合理性。其仁政、王道原则,与"霸道"在事功、功利层面,具有一种意义重叠的关系。孟子仁政思想的特点,是突出了在"道义至上"原则基础上道义与功利的内在统一性。孟子的仁政、王道论对当今国际社会合理秩序的建立,亦具有积极、现实的意义。     

《孟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新论

《孟子》作为传承儒家思想的载体,在变化的社会形势下阐发了仁义礼智信耻等观念,并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理解,由此丰富了儒家思想体系,从而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几千年来,《孟子》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传统文化的主流话语之一,其所彰显的价值与意义,指导着传统社会的人生建设,对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起到了凝聚和推动作用。重视并汲取《孟子》思想的精华,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对于现代人类的生存需求以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语》和《孟子》的逻辑断点与隐含的虚妄性

《论语》和《孟子》中的内容缺乏逻辑的连贯性与标准的统一性 ,多处无法自圆其说。孔孟大都只讨论定性后的做法 ,却不提供最重要的定性测评标准。孔孟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跳过手段与过程 ,只设计结果却不指出途径 ,以理想代替现实 ,根本没想到社会化程序化的制度性解决。在思维的精确度与细致化方面 ,孔孟与古希腊思想家相去甚远。孔孟希望以道德明净化终极性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不能理解 ,以功利为内核的历史理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动轮 ,而坚持道德乃是辅佐性的助动轮。孔孟倒助为主 ,以形而上的道德原则约束代替形而下的物质利益驱动 ,因此陷入了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立人极、续道统:宋儒视域下的"孟子与《易》之关系"思想发微

在面对《孟子》文本中并没有引用《易》的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宋儒仍坚持"孟子是知《易》"的,并从义理的角度加以阐释.他们之所以重视孟子和《易》的关系,其原因在于:一是为了肃清汉儒解经的繁琐与随意,力求恢复儒家经典的义理思想;二是从"道统"传承的角度出发,认为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集大成者,以此来抬高孟子和《孟子》一书的地位,重...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五行篇》评述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份失传的儒家经典——《五行篇》,它给几千年没有答案的子思、孟子五行说古谜,提供了答案。这个五行,不是后人猜测已久的金木水火土,也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仁义礼智圣。这份帛书提出了德和善两个范畴。它说德是天道,善是人道。德是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即为人心所体认或成为人的道德信念的形而上的天道,以及显现于人性或构成人的道德属性的天道。善是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即为人体所施行或作为道德实践的天道,亦即人道。帛书着重论证了如何始能得道成德、以及如何始能为善的步骤。在如何得道成德、即如何树立道德信念方面,《五行篇》提出了“德弗志不成,志弗思不得”的说法,谓德以志成,志以思得,并分述了“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细节,以及忧患意识及慎独功夫。在如何为善、即道德的实行方面,《五行篇》认为人之为善,乃由于种种相应的“气”充斥体内而起,为此它分述了仁气、义气和礼气,即人的诸种精神状态。此外,《五行篇》还论述了仁义礼智圣五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之,帛书《五行篇》是子思、孟子学派的一份重要文献。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孔孟利义观新评

<正> 先秦儒家都强调义利之辨,孔、孟尤甚.孔子是义利之辩的肇始者,他把义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下引此书只注篇名),界线是那样分明.孟子在孔子的基点上更进了一步,几乎把义与利置于水火不容的地步.《孟子·梁惠王上》开宗明义就提出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的旗帜鲜明的命题.对孔孟这种义利观,历来评说不一.尤其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