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虚假语用预设的批评性分析

文章将政治话语的语用预设重新分类,并根据说话人的主观心态,将虚假语用预设分为主观性虚假语用预设和客观性虚假语用预设。前者是说话人故意为之的,具有一定的语用目的和意识形态倾向,又可称为预设撒谎。从修辞功用角度看,它有积极的修辞效果,可称为积极虚假语用预设。对批评话语分析者而言,积极虚假语用预设是话语生产者表达观点,操控读者,实现交际意图的一种有效手段。文章对此进行阐释,以揭示虚假语用预设的意识形态特征。     

修辞的目的和修辞的核心原则

修辞的目的就是通过优化设计言语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它具有层次性。合目的原则是修辞的核心原则,它包含四个次准则:修辞话语的内容必须适切交际目的;修辞话语的形式必须适切交际目的;修辞话语能增加表达的美感度与力度;修辞话语在接受对象那里有好的反响。     

关于君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理性思考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必须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该群体拥有身份的自明性;二是该群体必须获得话语的合法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对权力的依附性,其身份意识的成熟是伴随古代专制体制的成熟而成熟,其话语的合法权需要君权体系给予的话语空间。因此,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有待于古代政治体制确立“与士共治”的管理理念和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管理模式。     

神圣与世俗:后战国神圣性观念研究

在中国,神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神圣性.相反,倒是圣人和圣王具有真正的神圣性.中国思想史上的神圣性,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神圣性.政治神圣性是人们对一个政权或一种统治方式的政治信仰,它较之于统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而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圣人"话语本质上属于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对政治实践的自然表述,它强调的是一种实际的功业和具体的作为.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从强调客观性到强调语境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有一个从先验到语境的变化,从强调因果决定到强调政治和领导权实践的重要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解构逻辑的展开是从“阶级”和“经济基础”等客观主义和先验范畴开始的,“阶级”和“经济”本身受到分析的语境形式制约,具有话语性质;客观性和同一性是政治权力的建构,一切取决于领导权实践和解释的战争,当前的确定性本质上会受到未来的颠覆。     

论"文革"文艺的创作范式

文章通过对<纪要>这一"经典"文献的解读以及对"样板戏"文本的具体分析,归纳出"文革"文艺独特的创作范式.这一创作范式以"三突出"为核心,包括"党性原则"论、"阶级斗争"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题材决定"论以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等,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它既是时代政治的产物,又具有悠长的历史渊源.在这一创作范式指导和规约下的"文革"文艺,效忠于政治权力话语,充当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因主体精神的缺席和违背普通人性而不具有现代性.     

儒家“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探析

中国哲学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既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话语盲说方武和学术研究范式,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它作为一种以"经"或"经典"为依托,以"义"为核心,"借事明义",发挥其中"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范式,既是一种经典诠释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和理论创新的实现形式.尽管其中既包含着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又包含着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然而,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历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合理的内核,如果剥去它政治伦理的外衣,祛除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的芜杂,经过现代转化应当成为我们构建属于自己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民族气派、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言说方式的重要资源.     

文学作品艺术形式"陌生化"初探

"陌生化"是文学创造中制造心理距离、把距离推远的一种艺术处理,其核心是不断翻新文学语言和形式:利用修辞手段,使话语脱离实用的语言常规而变得新奇,造成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更新审美主体的经验;用完美的结构,反常的文学样式消解文本的前在形式与主体潜在的思维结构,让主体的审美知觉亢奋性唤醒,从而获得独特、陌生的文本经验和符号体验.     

政治话语:基督教文化在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

基督教文化因素,并未在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中销声匿迹,只是基督教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建构中的话语方式,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20世纪上半叶的伦理话语转向政治话语,再由政治话语演变为文学修辞.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的个人心性中,还程度不一地发挥着信仰改塑、苦难担当、灵魂救赎和文化政治的功能,其存在方式也更为内在、更加隐蔽.它对新中国文学修辞和文学意义的丰富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想象中透露出独特的宗教意味.     

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权力化语言

当代中国批评界对权力/话语关系的阐发实际上完成了"由微转宏"的转换,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政治权力与语言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政治权力造成了文学话语的暴力性,也形成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话语逻辑。当然,反抗性话语也始终存在,并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特殊的修辞。五四白话的推行是现代知识分子反抗政治强权话语的最显赫的成果,对这一历史运动冠以"文化霸权"的批评不仅严重脱离事实,而且本身也是对话语/权力概念的最大的误读。     

论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

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主要体现在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两个方面。就话语体式而言,鲁迅旧体诗中常见的戏仿、反语等修辞策略具有与杂文话语体式相似的"双声"特征和相似的运作机制;就结构方式而言,鲁迅的许多旧体诗与辩驳论说体杂文具有同构性。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其后期诗歌创作中,这个时期也是鲁迅杂文创作的高峰期,杂文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强势进入诗歌话语空间是鲁迅旧体诗杂文化倾向生成的直接原因。     

论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修辞分析方法

斯金纳在对政治思想进行语境分析的基础上,把修辞分析方法引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实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修辞学转向”.斯金纳的修辞分析方法对政治思想进行修辞性解读,把政治思想看作是政治主体在特定政治语境中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采用修辞策略进行政治论辩的产物,从而展现了对政治思想进行多种认识、理解和阐释的可能性.     

游戏政治观——后现代政治哲学分析

理性底板的消解,规范的消失,使政治失缺了“真”,成为在多元 主体间不断变换规则的游戏,而对规则的不同理解则导致了后现代交往政治论与现代政治学 契约论的根本区别：首先,游戏政治论是无先天底板和基础的政治交往论;其次,它是在差 异论情景中信奉方法论上的唯我论;其三,它是反权威性话语的政治。游戏政治观使政治学 在向后现代转型中进一步突出了交往共同体理论。     

现代性政治话语的本质——论对语言的控制就是对思维的控制

现代性政治话语是权力意志社会从孕育到成熟最显著的标识。最高权贵、社会精英、普罗大众和准起义者分别在"国家"、"稳定","公共"、"责任","弱势"、"保障"和"民主"、"正义"等政治话语下,表达了话语主体对权力"从占有到守护、增量、微分和颠覆"等隐性或公开的不同主张。这些政治话语的形成、散播和建构过程乃是自我对他者思维牵制和支配的设计过程,从而成功地或预期性地抵达其政治弘毅。     

教师言语行为的预设策略

语用预设也叫语用前提,是指言语交际双方都已经知道的常识,或者听到话语之后根据语境可以推理出来的信息;它并不在话语的表面显示出来,而仅仅包含在话语之中。语用预设具有情景性、共知性、隐蔽性、动态性等特点。预设作为一种潜在的话语信息,在话语理解和会话交流中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尽管人们有时对它并没有明显的意识。了解语用预设的特征,掌握语用预设策略,对提高教师言语行为质量,增强话语表达效果大有裨益。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     

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常规属性、边缘属性与哲学思维构建——步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逻辑常规属性与边缘属性及其运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边缘属性运用具有思维创新、功能拓展、运用广泛的特点,它不仅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哲学思维方法的系统构建.     

语用预设在广告语篇中的文体效应

语用预设是从语用的角度对话语的预设进行的分析。它本身具有单向性、主观性和隐蔽性。在交际过程中,语用预设相对于话语而言具有合适性和共知性。广告是我们生活中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一种现象。为了推销商品,生产商必定会展开广告攻势,从而使我们了解其产品。通过对广告语的研究,我们发现广告语篇常采用语用预设手段取得其特定的文体修辞效应,把握消费者的心理,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从剧到诗:论贺敬之对革命话语空间的开拓

贺敬之在诠释政治理念、创造政治革命历史的要求下,于宏大的主流话语空间中,开掘出一个个边缘性话语形式,以民间的、人伦的、日常的、忆旧的话语来表达时代精神,以"回避"直接写"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的方式丰富和开拓着革命话语空间.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由新歌剧<白毛女>开端,至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已发展成为一种追求模式,它体现出作家在政治理性规范中坚守个人性的创作目的.这一独特的阐释角度使以前固有的对贺敬之的评价标准破碎了,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单一产生的局限,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