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索绪尔未完成的革命——21世纪语言学的历史使命

索绪尔的重要贡献是首次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提出了"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然而,索绪尔没有来得及认识到:"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乃是源自古希腊的"词源"语源观预设,因此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是不彻底的.索绪尔留给21世纪语言学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批判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词源"语源观基础,建立崭新的语源观,从根本上确立起彻底的"符号价值系统"观.     

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的表现与定位

<正>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尼采第一次突破理性的束缚,深入非理性世界去探索艺术的奥秘：“重估一切价值”打破了西方知识体系与终极价值的理性基础,呼吁重视生命自身的价值——即他所说的“强力意志”：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瓦解了理性主义的深度认识模式,其“任意性”规则是对理性主义追求终极意义的重创,开创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弗洛伊德则打开了无意识世界,将其文艺观建立在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从而进一步瓦解了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尼采和弗洛伊德直接开启了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学界对理性主义的反叛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马尔库塞人本主义思想的特征是力图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结合起来。他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抽取出“爱欲”作为人的本质,从黑格尔哲学中借鉴并改造了“理性”观念,把它看成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把爱欲满足看成是人的幸福的根本,把批判理性看成是追求爱欲满足的基本手段,强调爱欲本质和批判理性在人性解放中的统一。     

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历史批判及其现代意义——索绪尔语言学史思想研究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欧洲思想史上的唯理语法的批判,呈现了现代语言学的历史高度,但唯理语法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着,显示出语言本体论转向和人类理性深层统一性探究的新的方向.     

莱布尼兹温和的认识论思想

本文认为,菜布尼兹在分析批判洛克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温和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他倡导内源主义,断定观念、概念都导源于内部经验,外部经验只能提供机缘;天赋观念不是现成的,“天赋”只有倾向性的意义.他推崇理智、理性,同时又重视经验和实验,并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为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理论作一点辩解——兼与徐大明和盖伊二位教授商榷

徐大明和盖伊对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说索绪尔错误地认为没有必要研究“言语”,并表示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语言表现的理论是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理论的翻版。为此,论证了索绪尔认为研究“言语”是有必要的,并阐释了索氏的语言／言语理论与乔氏的语言能力／语言表现理论的主要区别。     

德国理性主义的“理性自我”

本文从认识论和道德论方面对德国理性主义的核心范畴“理性自我”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德国理性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作者认为，“理性自我”的概念一方面为西方的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提供了观念基础，但另一方面也潜藏着隐患，导致了后来对社会加以全面设计和控制的企求。     

理性主义在语言学史中的地位

从古希腊关于语言起源的“名实之争”,到17、18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关于“语言天赋论”的不同观点,再到当代美国结构主义和生成语言学派之间的对立,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始终贯穿于西方语言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如果以理性主义的视角梳理西方语言学的发展脉络,探讨理性主义在语言学史发展中的地位就会发现,理性主义使语言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而又成为一门领先的学科,影响着其他学科的发展。     

论权利观念的理性主义倾向

中西方权利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正确解读权利观念是关涉法治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的权利观念是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紧密结合的。它与理性主义传统、个人主义文化、权利斗争与权利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结合——论马尔库塞人本主义思想的特征

马尔库塞人本主义思想的特征是力图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 ,人的非理性因素“爱欲”是人的本质 ,而人的理性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并坚持从爱欲和理性两个方面来构建其社会批判理论 ,寻求人的解放道路     

进化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之辨

哈耶克是英国当代颇负盛名的自由主义大师,其代表作《自由秩序原理》,又译《自由宪章》)亦被公认为20世纪自由主义经典作品之一。正是在这本书中,哈耶克阐释了“进化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和“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这两种不同的认知社会的知识论框架。论题结合哈耶克的观点,探讨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不同特征,它们和自由的关系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不同的行动模式与政府类型。     

向理性主义哲学权威的挑战——评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叔本华是现代西方最早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哲学家之一。他站在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批评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错误”态度,指出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是“完全虚构”,是变相的神学,是为普鲁士政府服务的哲学。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既包含合理成份,也存在一些错误。这一批判推动了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是建构理性主义者吗——评哈耶克对马克思的批评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所谓进化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两种理性主义:一是进化理性主义,二是建构理性主义,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错误的,马克思则被看做是建构理性主义的代表。实际上,马克思既不是建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进化理性主义者,而是实践理性主义者,哈耶克针对建构理性主义者所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的歪曲,马克思的实践理性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的对立,为人类的理性寻找到了坚实的根基。     

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交界处——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

批判的理性观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而又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方面。它构成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或出发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是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是当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现在,工具理性己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是造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发达工业社会单面性的根源。因此,他们致力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在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中规定批判理性的本质及特征,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批判的或辩证的理性观.法兰克福学派宣称这种理性观既保留了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强调理性的批判否定精神的一面,又吸收了当代非理性主义思潮重视人的自由的一面。这就使批判理性观具有了调和、折衷的特征,即它徘徊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或者说处于这两者的交界处。本文拟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作一评述。     

论汉语对人与历史的建构(下)

三、人与文化的建构(一)前文所描述的这一语言太极图是世界上诸多语言类型的共同运作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笔者借用了索绪尔的两个著名概念:能指与所指,但用法与原始概念不同,索绪尔把“读音———书写符号”作为语词的能指,把语词的“概念”、“意义”作为所指,能指与所指结合,共同形成一个语词符号。笔者将这两个概念大而化之,把某一种语言类型(譬如汉语)的语言规则,即存在于此语言类型中的普遍的形式规律———语音与语言符号层面的二元对立规律看作“能指”。笔者认为这是纯粹的真正的“语言”,或可称之为“元语言”———第一级二元对立…     

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 ,提出了理性主义进步史观 ;他把目光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文化史 ,开文化史之先河 ;他批判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 ,提出整体史的研究方法 ;他还首次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所有这些思想精华和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使之享有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先驱”这一不朽称号。但是 ,伏尔泰对人的理性过分夸大和对中世纪的论战性的否定 ,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史家反击的焦点     

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及其后果

现代性可以分为两种理解,即“广义的现代性”和“狭义的现代性”,前者内含着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的理想之维,使之更加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者因放弃了与传统、未来的相互关联而受到合法性置疑。理性主义是狭义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它由传统的超验的理性蜕变为现代的工具理性,进而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态危机则直接导源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之维。     

语言研究三对概念的比较

通过分别对索绪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语言和言语、能力和表现、语言潜势和语言行为三对概念的介绍和比较 ,认为索绪尔侧重研究“语言” ,但不忽视“言语”对“语言”研究的作用 ;乔姆斯基完全忽略“表现” ,只研究“能力” ;而韩礼德更多地关注人们的“语言行为” ,他的“语言潜势”包含了比“语言”和“能力”丰富得多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 ,以便更好地研究语言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疑议

文章简要概括了索绪尔“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认为索氏那种研究语言而“不管历时态”的学说,就认识论而言乃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就方法论而言是形而上学的,落实到实践上则是行不通的。文中立足汉语研究之现实,以典型事例印证了索氏之说的误导作用。进而对索氏理论的基石“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说进行验证,发现它的提出主要是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索氏理论的臆断性。文章的结论是:“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的观念是浮泛的,它对汉语研究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     

超越政治神话 走向政治理性——近代绝对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简论

在诸多政治理论学说中 ,往往将近代政治神话的产生归结为非理性主义的泛滥 ,没有看到把“理性”本体化和极端化的绝对理性主义 ,同样导致了政治神话的产生。近代以来 ,绝对理性主义贯入到了现实主义和自然法两种政治思潮的骨髓 ,导致了政治神话广泛的产生和普遍横行。绝对理性主义的潜伏和它作为政治神话形成、横行的根源性因素 ,是人类走向未来在政治哲学领域必须加以清除的观念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类活动规定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把理性与非理性看做是基于人类实践而形成和变化着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两种表现形式 ,打破了人们关于理性空间上的齐一性、时间上的恒定性的形而上的观念认识 ,取消了“理性”归约历史与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为人类超越政治神话走向政治理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说 ,政治实践必须在政治理性的硬度与柔韧性之间寻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使非理性主义的政治神话归约到理性的引导之下 ,这样 ,既发挥了人类理性必要和必然的引导作用 ,又避免了各种政治神话的产生和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