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文·女部》看儒家的妇女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老幼有叙、朋友有信"五伦观念,再到汉儒董仲舒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而创造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儒家用"礼"来规范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日益得到强化.而儒家的妇女观正是建立在儒家尊卑秩序的大系统基础上的.儒家上下尊卑等级秩序,常常从男女有别开始,最终是通过降低妇女的地位乃至压迫妇女来实现的.     

论韩非人情论的价值观意蕴

韩非的人情论不是没有善恶判断的价值中立,置于“相为”关系中就会发现,它蕴含着鲜明丰富的价值观。韩非认为“父诮子怨”的自为心是依赖相为关系而产生的,因而主张“以利之为心”的利他价值观。韩非不是将利他作为善恶的标准,而是作为维护相为关系的方法,它具有工具性价值,终极目的在于通过相为关系凝聚国力、统一天下。只有坚持长远利他,才能增进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巩固相为关系。富强也是相为关系中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共识,君主的利他体现在满足臣民的富贵愿望,臣民的利他体现在满足君主的霸王愿望。韩非更深入地认识到自为心会导致君臣利异,根源在于臣民想获得法律制度规定之外的利益。针对君臣利异,韩非提出了公、私之分,公利是践行法治所增进的国家利益;私利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法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君主要守护公利,要防止臣民破坏法治。韩非强调把公利作为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观。     

船山爱国思想以忠君为内核

<正> 王船山以君臣为大伦,为明朝君主奋斗到最后一息,说明——在明清交替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王船山的以君臣为大伦的忠君观念,成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为明朝君主呕心沥血直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王船山看来,要解决社会由乱到治的问题.关键在于臣民必须忠君,在于严格地维持封建宗法君臣的关系。因此,不管君主坏到何等程度,臣民只有救君失误之责任,而无咒君、辱君甚至反君之道理.就是说,即使是暴君在位,也只能听其自亡。他说: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陈独秀的孔教观

儒家思想的政治学说并没有从伦理学的母胎中剥离出来，更未曾咬断与伦理学的脐带而成就一个独立的学科。儒家思想把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和君与臣的政治关系完全混为一谈，由伦理上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与子对父的绝对服从，推衍到政治上君的绝对权威与臣的绝对服从，为“君臣大义”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其中的情感联系由伦理的“孝”而推衍到政治的“忠”。这样的思想一经政治化世俗化，便成为“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奴才信条。     

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

韩非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子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     

论韩非基于工具性关系的义利统一观

利益至上导致义利天然对立,但是工具性关系能够实现义利统一;工具性关系使君臣关系有三点突破：依赖而不是主宰臣民、成就臣民的“富贵之业”、臣民只能以农战得富贵;工具性关系促进了君与民、民与民之间的平等．这也是工具性关系铸就强国的根本原因。     

原始儒家君臣观的历史演变

“君为臣纲”乃是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这是汉儒提出而为当时及其后的封建统治阶级认同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先秦原始儒家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观念,因而他们并没有绝对君权的思想。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两立”——汉末君臣关系的新变化

汉末,在政治秩序濒于崩溃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汉末士人们强调臣之"忠"的条件性,进而明确地提出君臣"两立"的观点,尝试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呈现出与东汉早期"君为臣纲"强调臣对君绝对服从完全不同的特点。     

阴阳哲理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命题组合结构——以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

儒家政治思想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命题组合"的理论结构.有关阴阳关系的哲学思辨是导致这种理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审视与评价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功能、思维方式和历史价值.本文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从"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论、"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政治主体论、"天地合德"与"君臣民一体"的政治关系论、"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政治方略论、"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等诸多层面,说明命题组合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方式.     

王夫之限制君权论发微

<正> 王夫之同历代封建思想政治家一样,是尊君、忠君的。他认为只有维系君臣,君民的纲常关系,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久治。天子的权力如果为人所窃取,就会“庶人可凌躐乎天子,而盗贼起”;而君臣、君民的关系是上天所决定的,是绝对不能变易的,因为“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如果“人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那么,乱臣贼子就会肆无忌惮,危害国家。     

竹简《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索隐

搜检文献中孔子言论,与《缁衣》文句相印证;钩稽文献中君臣、君民关系之史实,与《缁衣》内容相印证,确知《缁衣》系孔子或其弟子据孔子旨意整理、润饰后的言论。这种言论系有感于春秋以前之君臣、君民关系史实而发,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试论黄宗羲对“民”的解析

判断黄宗羲的思想是“民本“还是“民主“需要考察他对“民“的界定和解析。黄宗羲强调“民“本性上的不完善性,肯定了“民“的价值中心地位,明确了“民“的阶层分化和“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民“还不是自我解放的行动主体,依然是君主“教“、“养“的对象。因此他论述的“民“依然是“民本“范围内的臣民,而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人民。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孔子道德修养方法探讨

孔子道德修养方法探讨苏树华孔子生于春秋末战国初，那正是我们民族打打杀杀乱作一团的灾难时期，民族的灾难民生的痛苦，以孔子的论断皆是由于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渐坏所致，正如他在《易经，坤卦》的文言中所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逢丑父救齐顷公：何以“当斮”?——公羊学对大夫行为动机、手段和结果的判准

齐国大夫逢丑父在“鞌之战”中,与顷公换位,舍己之身而救其主,却被晋国大夫郤克斩杀。从公羊学视角来看,尽管逢丑父的原初动机是出于拳拳之忠心,但是他的行为不符合《春秋》所规定的君臣尊卑大义,因此其行为动机不能作为减免罪刑的依据。逢丑父让其君以臣子身份逃跑的手段使得顷公陷入被动不义的境地,背离《春秋》“国君当死社稷”的原则要求,不符合《公羊传》“反经合道”的行权思想。逢丑父救主行为导致的结果,包括令顷公受辱,让齐国宗庙、社稷蒙羞,不利于维系周朝宗法制度之下“尊尊”的价值体系。因此,从行为动机、手段与结果综合分析,逢丑父救主违背孔子所设定的王道正义,不仅不当嘉善,更当受到《春秋》王法的制裁。然而,公羊学家通过高扬《春秋》王义的理论使得“尊尊”价值成为大夫行为中的最高政治律令,这种政治思想具有将君主推向权力绝对化地位的倾向。     

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思想文化省察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它的主要思想文化存在有三方面：一是汉末魏晋以来君臣关系危机与“无君论”思潮的冲击,淡化了人们心中的君臣伦理观念;二是玄学的推进及其“君主无为”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三是佛教“空无”哲学及其“出世”观对东晋君臣的影响。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