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社区医疗问个诊

最近笔者一直在思考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应该如何分工协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社区医疗卫生的建立是政府的任务,最关键的就是"投入"问题,为什么不下决心去解决呢?目前我们各地都在"试",都是走公立医院与社区医疗机构合作的路子,这种合作概括起来有四种模式。医院支援社区模式: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由政府主办和管理,医院与社区卫生     

学校与社区合作的问题与对策 ——基于攀枝花市M乡的调查

学校与社区合作是一个地区紧密结合的实践行动，是新时代学校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合作是双向 互动的，在价值上表现为：学校对社区的教育辐射功能、文明辐射功能、经济辐射功能；社区对学校的支持功能、参与功能等。 然而许多地区社区与学校之间存在缺乏合作的主动性、学校课程与社区生活相分离、学校与社区合作缺少“因地制宜”的政策 支持等方面的现实挑战。因上述挑战，各部门应重视宣传教育，大力宣扬合作的意义与价值；学校与社区应秉承“走出去，引进 来”的合作模式，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政府应处理好集权与放权的关系，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以促进学校与社区的 合作。     

老领导们在研究大问题

很难想象团中央政研室的领导，能与机械工业部的工程师坐在一起来研究问题，作为“单位人”，这种“跨部门合作”的机会不多，但在社区中，这种“合作”就很平常了。     

关于“基于社区的金融组织”（CBFO）理论结构框架的文献综述

“基于社区的金融组织”（CBFO）近年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其在解决穷人的金融服务供给缺乏问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Anne Rithie将CBFO分为“信用导向型”和“储蓄导向型”，其共同之处在于社区组织与金融机构都是相连的，但其联结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对现有的有关CBFO的文献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对CBFO与金融机构的联结机制和顶级机构的作用，以及CBFO在中国的发展重点进行了探讨。     

“曲线型”嵌入：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以南京市A社区政府购买项目为例，从嵌入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主要通过“政治—行政—专业”三维路径嵌入基层社区治理，并呈现出“浅层、深层、逆向、有机”的曲线型嵌入过程。在浅层嵌入阶段，主要通过前期摸排、活动策划和需求调研等方式，赢得社区信任并建立初步关系；在深层嵌入阶段，重点通过专业知识运用、党建品牌融合、服务平台搭建等方式，促进机构与社区关系向深层次发展；在逆向嵌入阶段，由于“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主辅关系的不断摩擦，社会工作服务出现了“表演性”和“迎合性”的脱嵌问题；在有机嵌入阶段，通过成立机构党支部、挖掘社区骨干力量、发挥专业服务等方式，逐步呈现出互信互利的发展态势。因此，为推动社会工作机构与社区治理从“嵌入性发展”走向“融合性发展”，可进一步在“政治—行政—专业”三大维度强化关联与融合。     

医联体形势下全科医生培养探究

在公立医院改革背景下,全国多个地方尝试组建区域医疗联合体（医联体）,大型公立医院和基层医院“抱团”发展,目的是引导患者分层次就医,合理调配医疗资源,尽可能让社区解决居民的基本医疗问题。然而,从各地试验效果看,存在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关键在于全科医生服务能力不高。本文以广州市番禺区全科医生“5＋3”培养模式为例,结合广州正在推进的医联体工作,谈医联体模式下如何更好地培养全科医生。     

双中心治理：化解我国医患紧张关系的新路径--基于路西法效应的视角

我国医疗行业各类“回扣”事件的频频曝光,使得医生的职业形象严惩受损,医患关系日益紧张。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医疗改革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从“路西法效应”的视角来看,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设计者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医生所处情景的潜在影响,即在传统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下,医生往往处于被动的、去个人化的情景之中;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医生甚至成为医院诱导患者需求以实现其收入最大化的工具,从而导致医生的职业形象由“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逐渐蜕变为“唯利是图的恶人”。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双中心治理机制能够缓解由传统的公立医院单中心治理机制所带来的问题：医生参与医院的治理,可以使医生从被动的、去个人化的情景中转变为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医生出于声誉考虑,其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公立医院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局面,通过“医生/管理者”合作的治理机制,逐步将医生的职业形象还原为“白衣天使”。囿于特殊的国情,我国公立医院实施双中心治理还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一是政府应在公立医院治理问题上适度“放权”;二是应适度提高医生的工资水平;三是各种公立医院改革措施应及时跟进。     

回归“心态”: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的视角转换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如何构建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既有研究呈现出“治理共同体”与“社区共同体”两种思考路径。前者较多关注治理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功能匹配,侧重分析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合作何以达成,主要体现了“结构—合作取向”的分析思路;后者则延续了有关社区本质属性探讨的悠久传统,聚焦社区特征与居民主体,着重从社区心理、精神层面探讨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形成的问题,体现了“心理—团结取向”的分析思路。国外研究围绕社区意识、社区依恋等彼此含义交织的不同概念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脉络,也直接影响了国内相关研究,但有将作为整体的社区精神生活碎片化之嫌。在城市治理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接续费孝通所倡导的“心态”研究脉络,基于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探讨超越社区、扎根传统、更为隐秘且不可分割的居民“心态”样貌及其对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影响。借助“心态”视角的此类研究已经出现,但无论是对“心态”的深入理解,还是对不同城市、社区、群体的比较,均需深化与拓展。值得提出的是,特大城市因具有特殊的学理意涵与战略地位,对其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问题,尤其需要加以特别关注。     

谈谈社区公共问题解决之“道”

伴随着社区在社会管理基础单元位置的夯实,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在社区中解决,这一过程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社区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但是,社区这个“筐”里装进去的都是公共问题,解决这些公共问题的方法不仅是传统的居委会所要掌握的,更是居民需要逐步学习和实践的。     

一把尺子量·一个筛子过 摆脱“奇葩证明”

“社区是个筐,啥都往里装”,在社区工作中,最受病的就是社区居委会公章成为“万能章”的问题。盖与不盖,社区常常陷入情与理的“结”里。盖,不仅加重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没法掌握的情况出具证明也存在风险隐患;不盖,容易引起居民的不满。     

社区微更新的项目制：性质范畴、类型机制与优化路径

作为社区成长方式之一的社区微更新,在实践中取得项目制治理形态时,或隐或显地呈现出合作生产的样态。这是一种新治理取向,虽颇有成效,但亦问题频仍。从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交互及利益交汇的治理理论内涵设定看,散布于城市社区的微更新,以项目制方式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重逻辑,但镶嵌其中的权力、资本与权利之间的持续张力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消弭。从“社区微更新何以有效达成”的务实理解出发,持续强化社区合作治理,需要激发社区各类主体合作治理的自主性,寻求“最大公约数”,即以对社区微更新项目制的新认知、新规则、新参与、新借鉴与新监管为基本路径,引导对项目制治理逻辑的新调谐。     

政府面对社区：“将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政府办社区”是时下社区建设热潮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也可以说是政府的职能超载。在从“单位制”逐步向“社区制”转变过程中,原由企业、学校、机关包办的“生、老、病、死”等社会职能将移交给社区,这些社会职能名义上由社区来承担,但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它们仍然由政府全盘接管,形成了一种“将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局面。“政府办社区”造成的另一后果是居民对社区组织普遍缺乏认同感,对社区工作主动参与程度不够高。社区组织建设工作的出发点是引导居民走“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道路,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外国人看病首选社区医院

在大多数国家,社区医院是病人首先求医之处,是基础的医疗服务机构,也是提供连续医疗服务的起点。法国:家庭医生包揽社区医疗在法国,基础的医疗保健服务大部分以“家庭医生服务”的模式提供。每个城市有一到两家的中心医院,基础医疗不能处理的急症、要动大手术的疾病,才经家庭医生或其他医疗中心,转到中心医院进行医治。大部分执业医师的工作集中在社区医疗,一个或数个医生合作开一个诊所,所有的就诊病人经过电话预约后,按期到诊所就诊。其中,全科医生主要是为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几乎每一个家庭都通过年度签约的形式聘用一名家庭医生。家…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社区福利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社区福利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性的需求。但目前我国的社区福利存在着行政化、非专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社区内缺少成熟的、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严重影响了社区居民对于福利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本文尝试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在福利服务领域引入非营利组织,并重点讨论政府的角色转变以及与这些志愿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关系。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街道实际案例的考察,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强化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内因、夯实合作基础、重构优化合作关系形态、深化合作方式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当今“企业社区”如何走

“企业社区”是企业办社会的产物。过去大中型企业都有自己职工的生活区或职工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区域里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由企业管,可以说“企业社区”很早就存在了。因此,“企业社区”不是建而是如何改的问题,改的本质是改福利型的社区为市场经济型社区,改行政包揽为民主自治。“企业社区”的过去,不该全盘否定,比如,在管理方面就有很多方法和经验值得总结和借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要把这一部分剥离给社会,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城市现代化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在剥离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我们必须看到,“企业社区”和“社会社区”相比,有短处,更有很多长处和独有的资源。把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企业社区”实际结合起来,就能走出有特色的“企业社区”之路,最终归入社会的大海。彭平湘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就“企业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发现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意见,希望大家都来讨论,把你的发现,你的看法,你的经验和困惑告诉我们。     

农村社区建设中宗族社会资本作用及其机理分析

农村社区建设是创新社会管理,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政府与市场的缺陷,以及脱离农村社区实际、不注重社区内部力量的发动与挖掘造成农村社区建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植根本土文化,尊重农村社区现实,走“内源式”的发展道路,利用“内源式”的发展力量是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法宝。根据“聚族而居”的现实,界定了宗族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源泉——宗族社会资本的概念;另外,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缺陷,分析宗族社会资本对节约交易成本、克服经济理性、促进社区合作等方面的作用;最后,对宗族通过其网络机制、道德舆论机制、信任与规范机制、声誉机制共同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机理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