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之二 街道样本:社会参与,民间组织架起沟通之桥

向阳街道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核心地区,下辖11个社区,总人口约10万人。随着滨海新区的开发,涌入街道辖区的外来务工人员达3万余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怀揣着城市梦,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来自甘肃省会宁县的栗亚军就是其中一个。2009年,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项目在向阳街道启动后,栗亚军在社区工作者的介绍下参加了项目举办的专题电脑培训,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到     

民间组织参与化解社会矛盾路径分析

在我国,市场经济带来了民间组织的快速发展,同时市场经济推动下的社会转型也使整个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因此,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而现代治理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则是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理论依据。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路径主要有：慈善救助,以基金会为主体的慈善事业能够通过整合社会资源,缓解分配差距,化解社会矛盾;表达诉求,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弥补转型期人们诉求表达渠道单一的不足;调解纠纷,除传统人民调解外,其他各类民间组织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解纷功能;提供服务,民间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本身就是在解决一部分社会矛盾。     

对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思考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对于关爱贫困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最直接最基础的意义。为此,要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目前我国大多数民间组织自律机制不够健全,政府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也不完备,影响了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通过创新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保障民间组织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农村救济的有益补充。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网络“类民间组织”的演化机制与社会影响探析

以“宝贝回家”公益寻子网站为个案,对网络“类民间组织”的演化机制进行考察,主张网络“类民间组织”的演化机制可以分为形成、发展、规范和成熟四个阶段。同时,对网络“类民间组织”的社会影响进行探究,发现网络“类民间组织”在推动公众参与、扩大民间组织影响力、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及拓宽行政监督途径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受自身发展存在的缺陷及法治建设迟缓等因素的影响,网络“类民间组织”亦易造成社会失序、网络舆情“非理性”等消极影响。鉴于此,从营造发展环境、转变培育方式、深化内部管理机制、推进立法进程、健全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网络“类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关乎农民日常生活,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具有兼顾公平与效率、吸纳整合社会资源、满足多样性需求等优势。现实中由于多种原因,这一供给模式面临着制度认同障碍、公信力危机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资本理论倡导的网络、信任、合作规范等概念的视角分析民间组织参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意义和面临困境,进而探索推动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路径。     

外来务工人员与侨乡社会的融合：以厦门“銮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发挥区域社会优势,吸引侨资发展经济。合资、独资工厂及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内地富余劳动力迅速涌入,出现人口东移的态势。相应地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人的互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员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侨乡社区的变化。文章将通过对厦门＂銮村＂的实地调查,探讨这一融合过程的阶段性特性,以期对当前多元社区现代秩序的设定及有效管理有所助益。     

农民工“临时夫妻”原生态样本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最美洗脚妹”刘丽披露,在她身边一些已婚农民工男女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很常见。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刘丽的“身边”,也就是厦门。2013年5月,记者先后走访了厦门前埔、蔡塘、后埔、钟宅等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聚居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记者一提起“临时夫妻”4个字,“欲说还休”成了多数被访者的选择。记者调查发现,农民工“临时夫妻”的确存在,但其实也并非外界所热议的那么“泛滥”。在厦门,“临时夫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呢？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民间组织：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

民间组织体现着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创造和再生社会资本是民间组织的固有功能。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强化公民信任、促进公民合作、“编织”良好的社会网络是民间组织社会资本创建功能的外在显现，体现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伦理价值。     

关注青少年社会参与，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以西安市青少年学生社会参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必须重视青少年学生的社会参与,但是青少年学生社会参与活动基本上都与学习有很强的相关性,繁重的学习负担和压力,使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意愿强烈,而现行教育体制的要求和他们的需求不一致,因此必须转变观念,关注青少年社会发展需求,重视青少年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制定符合青少年发展的社会政策,不断创新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模式,激发青少年学生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青少年学生校外社会参与搭建平台,创设条件,才能有力保障青少年学生社会参与的有效性。     

一个街道的社会组织培育纪实

社会组织的产生是社会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很多时候,人们谈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社工机构的孵化等话题,往往聚焦在“北上广深”,俨然成了这些经济发达城市的“专利”,事实上,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而观察中小城市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培育,更有典型意义。     

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大城市郊区街道社会服务与管理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新型城市化的关键是人的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在就业所在地的社会融入,以及与当地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郊区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双二元"居住人口结构决定了郊区街道的社会治理难度。郊区街道已经成为反映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一个活标本。"多元参与"是新型城市化背景下,优化郊区街道社会服务与管理方式的必然选择。     

城市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为例

"社会问责"是通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方式,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实现政治问责的有效途径。广州市恩宁路改造案例说明,虽然公共参与的机制仍未实现制度化和常规化,还未达致国家与社会协作式的公共参与状态,但是,公共议题的提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公共参与的逐渐回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相对良性的互动,从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问责。在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中,这种以公共参与为基础的社会问责逐步成为可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权力,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的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经济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年龄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全年龄段老年人经济参与均有抑制作用,仅对低龄老年人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促进作用;性别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男性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高于女性,对女性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和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高于男性;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减趋势,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增趋势。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退休后的高收入水平会强化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影响城市老年人政治参与,通过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影响其志愿参与。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互联网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实际影响,提高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效果。     

城市社区老年妇女社会参与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

通过对河北省保定市的老年妇女进行抽样调查,选取年龄、身体状况、政治面貌、经济收入、性格的影响及中年时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等变量分析其对老年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娱乐休闲活动、志愿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教育活动、人际交往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发现目前老年妇女最喜爱的社会活动是娱乐休闲类活动,例如唱歌跳舞和体育健身等对身体和心理压力较小、花费较低的活动.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关心老年妇女的生活,为老年妇女组织适宜的活动;弘扬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通过媒体加强社会对老年妇女价值的全面认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记“民间组织与企业社会责任培训及研讨”会

2008年1月7-9日，维泰（中国）与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作，在合肥稻香楼宾馆联合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民间组织与企业社会责任培训及研讨”。参加会议的有安徽省伦理协会、安徽省社工教育学会、安徽省自然辩证法协会等学术团体的学者，安徽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安徽绿满江淮、安徽义工联盟、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阜爱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代表，以及安徽省轻工建筑公司等企业代表，他们平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关注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反腐败的社会参与：理论依据、特殊性及其与治理、善治的契合

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有机体。腐败的本质是公权力的异化。社会参与预防和反对腐败,是国家廉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偏离目标。促进和保障政府清廉、高效、民主、为民的外在约束机制和力量,也是国家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