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的哲学与经济学分析

刑事错案的发生和存在有其哲学和经济学根据。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反者道之动"、"物不可穷"等观点,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思想,为正确认识和有效防范刑事错案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参考。法律经济学方法在分析刑事错案的成本时具有独特优势。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分析刑事错案,结论是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的目标不在于完全根除刑事错案,而是采取积极措施,改革刑事司法中制约司法公正的各种体制性和制度性因素,使得减少刑事错案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从而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确保刑事司法在最佳轨道上运行。     

鼓励涉嫌犯罪者合作与提升刑事追诉效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7条的启示

公正与效率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对刑事司法公正价值的追求难免减损司法的效率.作为协调公正与效率冲突,在坚持公正价值的前提下提升刑事司法效率价值的对策之一,便是将鼓励涉嫌犯罪者与追诉机关合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7条规定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未来我国刑事诉讼的修改应当在鼓励涉嫌犯罪者与刑事执法机关合作方面作出务实有效的规定,以达到有效追诉犯罪之目的.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初探

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中存在不少问题,如刑事司法面临很大压力、刑罚适用存在弊端、附带民事诉讼不能妥善解决损害赔偿问题等。刑事和解制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有利于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双重价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也具有现实可行性。故应当从实体性规则、程序性规则及配套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相应制度的构建。     

刑事审判权对检察权制约的现状与立法完善

刑事审判权对检察权的制衡是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这种制衡应该与检察权的强度相适应,并且不得违反刑事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原则和被动性原则。然而,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这一原则,造成审判权对检察权制衡的过度与不足,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以司法公正为核心构建更为良性的权利制衡机制,完善审判权对检察权的制衡,对于促进两权规范的行使,维护权力均衡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刑事司法领域下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

法律正义是基本正义,社会正义是更高标准的正义,两者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碰撞、矛盾时有发生,给刑事司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除了是由法律正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以外,还归咎于社会公众基础法律意识的缺失。本文致力于寻求融通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径向,包括提高社会公众于法律正义的接受限度;理性对待公众舆论,合理引导民意走向;适度考量公众舆论,保障司法独立;确保司法透明、信息公开、判决说理等方面。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作用机理及本质探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意在特定条件下得以介入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公正。法律的精神与民意的价值是一致的,依法裁判符合民意期待;但当法律精神与积极民意明显相左或缺乏有效的法律精神可资遵从时,以认真、审慎的态度依据承载积极民意的非规范性法源裁判,有其必要性。民意本身并不足以干预司法,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才能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在司法尚难有效独立的现状下,在刑事司法中考量民意,使司法与权力、民意之间构成三方制衡态势,或属相对合理之举。     

舆情民意与司法公正

司法以民意为基础,更要体现和反映民意。由于民意表达途径、方式与司法特有规律存在差异,在实现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司法与民意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如何正确界定舆情民意,探寻舆情民意与司法公正和谐共进的最佳路径,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现实意义重大。     

司法公正中的价值冲突及其权衡

司法公正是司法领域一个永恒的主题。本文通过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伦理精神与社会关系等三对概念的矛盾的分析 ,揭示出司法公正内在的价值冲突 ,同时提出在价值冲突中的唯一正确选择———平衡     

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刑事证据适用范式研究

区块链存证技术作为数字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保障证据安全的有效方式，其优势及核心技术与刑事证据的特点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将区块链存证技术尽快运用于刑事诉讼中具有较大的必要性。但在应用之前，区块链存证仍面临证据认定规则的理论困境及其与刑事司法隔阂的实践困境。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建立刑事证据数据库的好处很明显，一方面，能够优化刑事证据的存储、流转、示证之方式；另一方面，也吻合了科技驱动刑事司法发展的现代理念。与此同时，要明确刑事证据数据库运行模式下的认证规则，有效化解区块链存证与应用领域、平台资质、证据电子化等方面的现实矛盾。这有利于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之数字模式，拓展阅卷权方式，扭转调查取证权的劣势，为数字时代的刑事证据适用提供新的范式。     

基本人权保障的刑事公正与刑事法律更新

文章在肯定我国刑事制度对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基本人权诸方面的重大作用的基础上,直面现行刑事法律存在着自身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基本人权保障局限所表现的许多问题,并提出刑事法律修改和刑事司法改革的具体意见,期盼使我国刑事制度朝着国际化基本人权保障的目标前行,促进刑事法律更新,保证刑事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刍议

司法公正是法自身的要求,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其基本内涵是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义的精神。对于司法公正的论述,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司法理论、司法实践和司法改革三方面,将司法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分析,可探讨司法改革中司法公正的建设,追求司法公正与社会效率结合的最大化。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研究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的阐发主要集中于：在创建刑事法治方面，他对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和相对完备性、刑法的性质与任务、刑事法治如何贯彻“有法必依”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刑事政策方面，他主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方针、原则；在刑事司法方面，他提出要健全司法机构和司法组织、培养各级司法干部等主张，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注重程序。深入研究和合理继承董必武同志的刑事法治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法律监督适用

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本文分析了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存在的问题,针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如何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评析被告人的沉默权与司法公正

沉默权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及诉讼制度的变革,人们更多地谈及到沉默权.那么,什么是沉默权,它包括哪些内容,它与司法公正有什么联系?本文试从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刑事再审程序价值理念之探讨

刑事再审程序作为法律救济的特别程序,其设计是否科学,直接关系着国家刑罚权实施的公正性以及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然而,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实施效果却未尽如人意,究其理论根源还在于其诉讼价值理念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本文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再审程序与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关系,具体分析了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价值理念之不足,进而提出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兼顾公正与效率,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的诉讼效益的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本土化改造之检省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思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本土化改造范例,其在司法改革中必然呈现本土化个性特点,本文从我国的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司法性质、改革动因、和解程序以及处结方式等方面异质性的论证,以检省我国刑事和解的利弊得失,推进司法改革的科学化、规范化.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理念储备与介入范围界定

伴随着民众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现代传媒的迅速发达,民意介入司法成为可能.对于民意介入司法,应有理念上的准备:既无需担心民意影响司法独立、民意审判,更应强化或重构司法为民、有利被告、程序正义和能动司法的理念.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意在特定条件下得以介入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公正,科学界定民意介入的范围极具必要性.司法应在"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之情形下参考民意,并通过合理的途径使民意有限介入、依法介入、理性介入司法.     

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行政执法不仅能够节约刑事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环境刑事司法的开展。环境刑事司法在相对减少环境行政执法的同时,也对其发挥着有效的监督作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于预防和打击环境违法和犯罪行为至关重要。当前,环保立法衔接不足、证据转化存在困难、行政执法监督难以落实均阻碍着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为此,必须从健全刑事立法规定、健立证据转化规则、充分发挥检察监督权等方面进行完善。     

程序性裁判公正——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

程序性裁判公正是刑事司法公正的核心构成 ,也是实现刑事立法一般公正的保障 ,与实体性裁判公正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 ,可使实体性裁判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尊重 ;程序的理性是程序性裁判公正的构成要件 ,加强程序的理性 ,实现程序性裁判公正应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     

理论缺失与制度缺憾:司法问责的反思——兼论司法问责的法制化重构

在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关注、评介和诉求日趋强烈的法治环境下,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偶发的冤假错案必然会给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造成重创.为及时、有效地化解因个案误判所带来的司法公信危机,司法问责问题便跃然纸上.反思我国司法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制度构建,理论缺失与制度缺憾的现状均较为明显,为此,有必要在建立司法问责理论体系的同时,通过司法问责的专门立法、司法问责体制机制的改革、司法问责公关机制的建立等路径,完善我国司法问责制度,促进公正、高效、权威司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