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财赋运转机构——转运司的变迁

转运司设置于五代时期。其主管官吏称转运使,始见于唐。转运司的权力在宋代发展至顶峰,兼管民事、司法、监察、财政及军事等职。至元代,转运司开始走向下坡路,权力范围明显缩小,只负责财政事务,如催征赋税、办理上供、转输物资等。目前史学界对宋代转运司的研究颇多,而对元代转运司研究较少。笔者认为此时正是转运司变迁的关健时期,通过考证元世祖朝转运司的沿革过程,可以探究出元初转运司不能稳定确立并从此走向衰落的原因。     

金代东北地区转运司建制考

转运司是负责财赋管理、运输的重要财政机构。金代在东北地区主要设置了两路转运司,即上京路和辽东路转运司。它们在调剂全国物资有无,稳定金初政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它们的设置,时常随着当时政治情况的变动而变动,弄清楚两路转运司的建制变革情况,对我们研究金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帮助。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元初转运司设置概况看元初的政局

忽必烈建元后,设立了多种转运司,办理征税上供、转输物资等事务办理。这些转运司主要包括地区性转运司和专门转运司两类。地区性转运司又可分为随路转运司和都转运司两类。此文主要通过研究地区性转运司的设置概况,探讨了元初的政局变动情况。     

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论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唐宋王朝中央错误的治滇政策导致了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5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另一方面南诏大理国又实现了云南的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宋代监察制度弊端管见

一般认为 ,宋朝承隋唐、五代之制 ,又略为损益 ,建立有比较严密的监察制度。但如果认真剖析宋之监察体系 ,其弊端颇多 ,主要表现为 :第一 ,从机构设置上看 ,监察机构重叠 ,上下间又互不统属 ,监察职能为之分割或壅滞 ;第二 ,从监察官员的职权上看 ,受宋代职官体系中官阶与差遣分离的影响 ,出现了名为监察官而实际不司监察的情况 ,削弱了监察职能的发挥 ;第三 ,从监察官员的选任上看 ,宋循汉唐成制 ,选任一些资浅阶低的官员执行监察 ,但他们缺乏权威 ,难孚众望。下面允许我们从这几个方面陈述一下自己的管见。一首先 ,宋代中央及地方监察机构…     

我国最早的棉布并非始于元代

历史学家认为,我国自己生产的棉花,是到元代后,才由国外引进棉花栽培。公元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浙江、江西、江东、湖广、福建五省设置“木棉提举司”,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王朝设立的专门经营管理棉布生产的机构,开始了由国家来管制生产。根据这事实,史学家认为,我国棉布的生产从元代开始。     

明代行盐区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基础研究——以福建东路盐区为例

划区行盐是明代食盐运销的重要原则。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是食盐专卖行盐区或都能成为行盐区,它的形成需要经济和社会基础。明王朝没有为地方推行食盐专卖制度提供经费支持,却对地方盐官的盐税征收进行严厉考核,地方盐官则低成本、低风险推行食盐专卖制,将既有规模大的食盐市场及有商人支持的地方纳入行盐区,推行专卖制,而放宽对其他地方食盐流通的管理。以福建为例,16世纪初福建境内仅闽江流域及其所达数县食盐专卖。嘉靖十五年以国家财政紧张为契机,福建运司在食盐自由流通的滨海四府一州的广阔区域中,仅选择在福宁州建立黄崎分司,将闽东纳入专卖体制,正是因为当时从福清到福宁州地区之间存在规模大且稳定的食盐市场,且福州商人支持专卖。此后福建运司为保证从福清到福宁州之间的官盐销售,逐渐将罗源县、福宁州辖境及建宁府政和、松溪、寿宁三县划入东路行盐区,亦以既存食盐市场和商人支持为前提。     

元杂剧的繁荣与中国戏剧之晚熟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中和之美"的艺术批评标准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以冲突为本质特征的戏剧长期受到压抑,直到元代才出现戏剧大繁荣。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制约戏剧发展的重要原因。元统治者对文学艺术客观上的放任态度为元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元代大都市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是元杂剧兴盛的土壤;元代知识阶层思想意识转变,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专业作家群,有力地推动了元杂剧走向繁荣。     

在中原文化熏陶下的偰玉立及其诗词创作

在中原文化熏陶下的偰玉立及其诗词创作石晓奇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的朝代，也是西北少数民族人才辈出的时期。他们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领域，都卓有成就。这一方面固然与元代蒙古族统治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得利于在这一局面下出...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石刻所见辽代监察狱案警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三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监察狱案警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大量辽代监察狱案警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监察弹劾类职官、狱案审理类职官以及警巡治安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法律监察制度史的研究。     

元代冗官述论

元代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肆虐于政坛,从而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冗滥甚为突出的时期。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下的汉地官与蒙古游牧官的拼加混合,直接导致了官府叠床架屋。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旧俗和统治者视官爵如赏赐的放纵政策,又为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推波助澜。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在冗官浪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清代两淮灶丁之生存环境与社会功能

清代两淮灶丁是两淮官盐和盐课的主要创造者。在食盐专卖体制的重压下,这些被清政府强行固定在盐场上的食盐生产者,每年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一群为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着强大功能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在官吏、盐商及其地方官僚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下,灶丁往往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天灾人祸更使他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两淮灶丁的上述悲惨境遇,为我们探寻清代两淮私盐问题活跃之原因提供了部分依据：     

论明代海盐产地（上）

明代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盐业生产也不例外。明代海盐产地分布于从辽东半岛至北部湾的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及其附近某些岛屿。明代海盐生产至少有177个盐场。与元代相比,盐场总数增加了4个。由北至南按照产区依次论述,其（上）部分主要研究了辽东、长芦、山东、两淮、两浙的情况。其中,交阯12场是新设,存在时间较短。两浙盐场减少了10个,主要是盐场合并所致。辽东盐场增加了14个,这一点与明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实行军事屯田直接相关。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元代医法初探

元太宗十三年(1241),窝阔台正式下令设立太医院,作为全国最高的医药管理机构,自此有了医药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与医药相关的法律条例,我们称之为"医法"。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元代没有形成独立的医法机构,在医法上也一直存在边实行边补充、调整的现象。但不管怎样,它是元代法律系统的一个环节,也是元代医史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