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事例中的健康权保障——基于《国际法上作为人权的健康权》的分析

健康权是国际人权法及许多国家宪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国家对健康权的义务已经进入了有约束力的国际法领域.国际法层面的健康权保障事例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通过对伯吉特·托贝斯所著的<国际法上作为人权的健康权>一书中列举的健康权事例进行分析可知,健康权在一定意义上指向的是获得健康条件的权利和维持既有健康状况不被恶化的权利;健康权并不是一个只能逐渐实现的积极权利,它也具有可诉性;多种多样的非司法途径也对健康权的保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民免费医疗还是全民医疗保险——基于健康权保障的制度安排

自2006年以来.中国开启了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即"新医改",其目的之一就是保障民众的健康权.健康权意味着人人均有追求良好健康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应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尤其是患者的支付能力)的阻碍.新医改之前很多患者因为缺乏支付能力而被迫放弃基本的医疗服务,其健康权得不到保障,主要原因在于医疗保障不健全.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作用,新医改应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险而不是全民免费医疗的新体制.因此,在"十二五"时期的医疗改革中,应重构政府与市场在医疗领域中的作用,推进民众健康权保障的制度化.     

论现代宪法的地方自治原则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地方自治确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文本结构上,宪法的地方自治条款通常包含总纲或基本原则部分的确认条款、地方自治制度章的重复确认条款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设置条款：宪法对地方自治原则的确认使地方自治条款具有宪法保留的效力,即使是国家议会制定的地方制度法也必须受到地方自治原则的约束：地方自治原则与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和权力分立原则之间存在内容上的关联,但它又是一项独立的宪法基本原则。地方自治原则获得成文宪法的承认,表明现代宪政主义已经摆脱单纯的国家中心主义.     

中国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由司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是世界违宪审查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当前,在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应该构建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这也是宪法学界近些年来讨论的热点.代议机构并不是中国唯一的违宪审查机关,而司法机关可以进行违宪审查的前提有两个:其一,司法机关有权进行宪法解释,因为适用宪法规范的前提是对其进行解释;其二,司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不影响代议机关的最高地位.因此,由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具有可行性和必然性.当然,各级人民法院进行违宪审查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法院的负担,但法院的司法权和法律解释权包含违宪审查权,违宪审查是一种附带性审查,因而这一缺陷并不严重.并且,这一不严重的缺陷还可以在理论上通过代议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而给予弥补.只有司法机关积极配合代议机关进行违宪审查,才能使宪法真正成为具有实际效力的法律,使宪法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法院地法的扩张与公共秩序保留——THE"KOMNINOS S"[1]案评析

在国际海事诉讼中,法律选择条款与争议解决条款对于当事人利益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提单无明示法律选择条款时,运输合同准据法的推定确定方法往往被法官作为扩大法院地法之适用,从而限制或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技巧.选择管辖法院对准据法具有重要影响."不适当的困难"作为与公共政策相冲突的依据是排除外国法的适用.选择多法域国家的法院并不意味着该国任一法域的法院都被授予了管辖权.     

缅甸新宪法(2008)与缅甸民主宪政前景

1993年缅甸开始启动制宪,历经15年,2008年2月19日新宪法终于完成起草工作,5月15日,官方宣布宪法通过.该宪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同时也遭到普遍的批评.新宪法既没有体现民意,更没有征求反对党和少数民族的意见.宪法赋予军人特殊的待遇和地位,保证了军队在缅甸未来政治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特别是国家"紧急状态条款",保障了军队可以随时接管国家政权.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享有的优越地位,只是目前当政的"和平发展委员会"的一个变体.所以,新宪法只是缅甸当局为谋求新的政治合法性、继续保持军人干政的策略.     

澳大利亚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研究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对宪法第51条第31项中的财产条款采用广义的解释方法,使得“财产”和“财产取得”获得广义的理解,因此财产和财产取得的范围极其广泛。联邦对财产的取得不限于对财物以及与财物有关利益的取得,还延伸到对企业主要领导成员的任免、诉讼产等方面。对于“公正的条件”的解释也逐步提高了标准,加大了对当事人的补偿。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这些解释,有力地保障了公民的财产权。澳大利亚的做法至少可以给我国提供三方面的借鉴意义。     

宪法范畴、宪法理论的建构与宪制的维系

法学家与政治学家在理解问题与思考方式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宪法的理解也不同.图施奈特的厚宪法/薄宪法范畴与他的大众主义宪法理论的缺陷在于,在一个没有健全民主制度的国家,无法实施;佩里的第一宪法/第二宪法范畴与宪法原则第一的宪法解释理论无法解决传统宪法原则与新的宪法需求之间的矛盾,因而不适用于社会转型国家;尼诺的历史宪法/理想宪法的范畴与法院裁决正当性和个体行为正当性推理的理论,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并且容易给他国以干预内政的机会;芬恩的法律宪法/公民宪法范畴与公民教育理论对于尚未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是本末倒置;立法意义上的宪法/司法意义上的宪法这一范畴的提出,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诸范畴与理论中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并有利于作为制度的宪法的实施与维系.     

中国宪法实施的普通法路径——以法院对权利的救济为视角

普通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救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普通法律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内容的具体化;其二,从国家承担的保障人权义务来讲,法院也不能例外。在中国,人民法院并不享有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但可以借助普通法律的适用通过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或直接适用普通法律来保护权利,即在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指引下通过确定普通法律中具体权利的内容等方式来发挥救济基本权利的作用,以此来促进中国宪法的实施。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11条第1款的一种解读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其第11条第1款规定,香港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均以本法规定为依据,这在法律上保障了"一国两制"方针所要求的香港本地制度、政策的自足性、独特性与稳定性。因此,这一条款可称为"基本法的自足性条款"。这一条款从宪法第31条延伸而来,所以具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作用。在司法层面,香港法院有权根据这一条款化解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基本法的自足性"。     

宪法财产权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宪政维度

宪法财产权是指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不受任何侵犯的自然法权,它由公法上的纳税人权利与民法上的私有财产权两个部分组成。依照与国家之间在先的契约原则,公民须向国家交纳自己创造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国家赋税,并由此成为纳税人;宪法赋予国家与公民之间对于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的分割程序与原则,公民由此享有对国家赋税征收列支等经济政治社会诸事务的广泛参与权,这种由公民财产分割程序与原则延伸出来的政治参与权就是纳税人权利。保障宪法财产权基础上的纳税人权利,是宪政治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起点。     

论人权国际法保护的逻辑基础——以米尔恩“低限人权说”展开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认为,人权并不是西方竭力宣扬的理想标准概念,而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所要求尊重的一些基本权利。虽然人类生活具有多样性,但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共有的,因此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米尔恩＂低限人权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有效协调了＂主权优于人权＂和＂人权优于主权＂的争论,为不同文明圈关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理论平台。唯有各国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才能承载人权国际保护重任。     

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立法研究

我国《继承法》在配偶继承利益保护中存在制度性设计缺陷,与当代各国逐步提高配偶的继承地位、扩大配偶的继承份额的继承法发展趋势不符.两大法系很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居住权或优先权.法国、美国关于配偶居住权的规定对配偶生存利益的保护较为周全,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继承法修改过程中,应明确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法定居住权,并对生存配偶法定居住权的成立要件、必要限度、权利丧失情形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从而在切实保护配偶继承利益的同时实现继承人利益的平衡.     

关于表演者权的几点思考

表演者权是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邻接权之一,在这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有争议的问题,反映出相关的立法有许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之处。本文对表演者权的主体、职务表演的表演者权归属、表演者权与肖像权的关系等几个典型问题进行了较全面地分析。     

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的伦理反思

频发的自然灾害,如台风、雪灾、地震、海啸等公共危机促使我们从伦理的层面反思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问题。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是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因为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是个人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延伸。因此,对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的保护,体现了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尊重。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在人权观念方面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也是生存权,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获得公共气象信息才能维持生存,了解公共气象信息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公共气象信息误导就是对生命的误导。可见,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是保护健康权利和生命权利的基础。     

On the Inside: A Narrative Review of Mental Health Inpatient Services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a narrativereview of inpatient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the UK. Four mainthemes emerge from the review: the growing pressure on inpatienthospital services; the negative experience of inpatient servicesreported by many service users; the problematic nature of hospitaldischarge; and possible alternatives to hospital admission.This review also suggests that a failure to recognize and acton what appears to be happening in hospitals could result ininpatient care once again being subject to the scrutiny andcriticism that cast a shadow over psychiatric services in the1960s and 1970s. To stop this happening, current governmentpolicy is right to focus attention back onto acute care throughnew guidance and by commissioning research. However, changesalso need to take place at a practice level so that front line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conditions in local acute servicesand can challenge unacceptable behaviour/services in supportof their service users. With current changes in the make-upof loca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a greater emphasis on partnershipworking betwee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t may be that socialcare practitioners can do this not only from the outside, butincreasingly ‘on the inside’ (from within integratedhealth and social care organizations).     

论矿产发现权

矿产发现是启动矿产资源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权利客体的对象、种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也随着科技进步而逐步深入，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认知和开发定位引起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矿产资源发现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到发现权还包括自然资源发现权，而且其法律性质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民事专有权。     

论未来债权让与

以未来债权作为融资手段具有现实债权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现代多数国家都承认未来债权让与的效力。基于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及国际贸易融资中对于以未来债权让与作为贷款的担保有不断增长的实践需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对未来债权让与予以规定,应是必然。但对未来债权让与的效力准则及其适用领域应予以限制,并应引入登记制度。     

再论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

国人至今鲜有明了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的。全国人大成文化的法定立法运作制度 ,一直由宪法和有关宪法性法律确定 ,其框架中的基本要素主要是立法法所建置的法律案提案和审议制度 ,也约略包括表决和公布制度。全国人大法律案提案权归属于全国人大系统的有关方面和中央行政、军事和司法机关 ,但只有其中那些国家机关才真正有条件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而主席团、代表团和人民代表事实上难以行使也未曾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他们的法律案提案权带有虚置意味。这就使提案权归属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发生疏离。各提案主体提出法律案的方式是有别的。法律案的审议有两种情形 :旨在决定法律案是否列入议事日程的审议和决定法律案可否成为法律的正式审议。正式审议由大会说明开始 ,尔后分别由各代表团作基本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作专门审议、法律委员会作统一审议 ,后者是尤为重要的审议关口。最后 ,必须注意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立法运作过程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 ,这种角色显然可收弥补全国人大立法行为能力不足之效 ,但是否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大权旁落 ,却是一个疑问。     

Care without coercion – mental health rights,personal recovery and trauma‐informed care

Australia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continue to use involuntary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consumers' mental distress. Regardless of the intent behind these practices,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forced to receive treatment, be secluded or restrained is traumatic and can cause further distress and harm. Other parts of the health or social service system have shifted to approaches that emphasise agency, social context, prevention, and rights. Three frameworks currently used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 human rights, personal recovery, and trauma‐informed – are consistent with a shift away from the use of force. We applied these frameworks to the text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2010 to analyse the degree to which it reflects a shift. We also analysed the public text of speakers' notes from the Care Without Coercion Conference 2012 concerning lived experiences of force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he analysis highlights force in many aspects of policy. The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directions of change, including freedom from violence; support for decision making; access and choice about community and inpatient options; safety and risk management; and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policy frameworks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people with lived experience about the options and impact of support processes that exclude the use of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