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权力——以布迪厄语言观为视角

翻译是一种社会规约化的行为,深嵌于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一种操作力量。翻译过程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以及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均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权力问题。     

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述评

在当前西方翻译学界,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已形成一股强劲的发展势头,理论成果层出不穷。社会学视角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话语体系和阐释空间。在翻译社会学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梳理其发展脉络、理清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利于促进翻译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早日形成,并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     

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评介

人类对于语言（符号）与权力的关系已做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因为,蕴含于语言符号之中的权力问题,已构成当下诸多与语言有关的学科（比如翻译研究、社会语言学以及文化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在诸多研究者中,福柯、布迪厄显然是研究语言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代表性人物。约翰·汤姆森主持编译的《语言与符号权力》又无疑体现了布迪厄关于语言与符号权力的主要观点。在该文集中,布迪厄不仅深入地探讨了符号权力这个概念,而且深刻地分析了语言作为政治实践在建构、维持权力以及灌输知识与信仰方面的运行轨迹。     

试述布迪厄关系主义视角下的场域惯习理论

布迪厄从关系主义的角度出发,试图在打破长期的二元对立中走向一种综合,继而能够完整地、科学地揭示社会的结构及转化的机制.场域、惯习既是他的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他从关系论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二者的建构、生成关系来揭示社会生活的实质和实践的逻辑.     

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看苏曼殊《惨世界》的翻译动机和策略

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主要从其核心概念“场域”、“惯习”入手,分析清末民初翻译家苏曼殊汉译《悲惨世界》的动机和策略,指出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其个人的个性及价值观促使了译作《惨世界》的诞生,并影响了该译作的风格特点。     

英汉影视翻译——权力话语角度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国外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国荧幕上,于是影视翻译应运而生。目前影视翻译还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研究上,而对语言层外的研究却很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拟以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指导研究影视翻译,希望能给影视翻译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促进翻译事业的繁荣和全面发展。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结构-能动性、系统-行动者、主观-客观等诸多二元对立的现象,皮埃尔.布迪厄试图通过自己颇具特色的实践理论超越这些二元对立。本文认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关注实践过程和实践未经表达的逻辑,反思是其实践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实践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社会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首先,布迪厄对社会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反思有助于增强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其次,布迪厄指出社会学也是一种政治科学对于认识社会学学科性质、促进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他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工作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和概念。     

布迪厄实践观念的历史钩沉

布迪厄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的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所提出的“惯习”“场域”“文化资本”“符号暴力”等实践观念在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正或反地翻转西方传统哲学的同时,也践习着西方实践哲学内容大于形式的优良传统,并且成为当代社会实践理论的重要代表.布迪厄实践观念的发展总趋向则是真理的不断具体化过程——无限逼近真理的过程.     

翻译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再探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成为翻译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拥趸者众多。文章再度探讨场域理论对翻译研究的相关性和适用性,重点讨论场域理论的工作机制及其所涉概念的定义、缘起、发展及相互关系,包括在翻译研究领域讨论较多的概念(场域、惯习、资本)以及讨论欠充分的概念(幻象、信仰、迟滞)。阐明这些概念的过程也是分析研究路径的过程,涵盖确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所在的场域、场域内的参与者、以及学术话语的反省特征,并分析场域的所涉概念如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在翻译研究领域被应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有效地避免翻译社会学研究简单化、决定论的陷阱。     

惯习、实践与社会空间——布迪厄论社会分类

布迪厄对社会分类的分析,是在对社会世界双重性的理解基础上展开其演绎的。他运用独特的分析工具:惯习、实践、资本、场域,从政治运作的视角对社会分类体系的形成、筛选与作用于行动者身上的实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释。布迪厄用一种生成的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祛除了"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迷雾。对他来说,任何知识社会学或者文化理论,本身必然是一种关于社会分类的政治社会学。     

后殖民语境下汉英翻译中的权力话语

在后殖民语境下,汉英翻译过程中常常充斥着不对称权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不对称权力关系一方面是由于英语强势文化的话语霸权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汉语文化向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主动靠拢并对之主动接受而造成的.汉英翻译只有努力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广出去,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才能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争取到应有的话语权力.     

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行为

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克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时代意识形态及文化传统所造成的权力话语通过内化为译者的“思维习惯”总是潜在地制约着译者的翻译。因此,在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时要从其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方面来考察。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从权力话语理论谈胡适的翻译观

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胡适的翻译观。胡适在翻译选本上提倡翻译西洋名著，在翻译用语上主张使用白话，在翻译方法上强调采用直译。指出胡适的这些翻译观点是各种权力话语操控的结果，既受到当时国内文学革命、西方强势文化等权力话语的支配，也与他本人的诗学追求紧密相关。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比较

女性主义理论是关于研究女性本质以及女性生存发展现象和规律的一系列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性别和谐理论等。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惯习与场域、资本与权力、阶级与品味,以及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方法,即关系论与反思法等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农民合作

农民合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对农民的利益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民必须合作才有出路”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农民合作是否现实可能却存在“善分”和“善合”的争论。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农民合作是实践活动,存在时空性、紧迫性和特有的运作逻辑。分化的农民在不同合作场域中的关系系统、相对位置和资本具有差异,加上对农民合作惯习的认识、判断、体会、策略不一,农民合作在实践的不同层面、领域和环节就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实践理论可以给农民合作的相关政策一定理论支撑,确立农民合作相对的独立性,提升农民合作制度的地位。因此,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去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在实践中去寻找农民合作的生机。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彝族社会的毕摩场域——布迪厄理论在毕摩研究中的运用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彝族毕摩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毕摩场域是彝族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场域,具有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规则、特征及其效果.全面理解和把握毕摩场域的意涵,有助于对彝族毕摩进行一种新视角的诠释与解读.     

场域、惯习和资本:布迪厄与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不同视域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观是在继承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创立的,在实践场所(在马克思实践观中称为实践对象)上,布迪厄用场域概念代替了客体;在实践策略(实践逻辑)上,布迪厄用惯习概念代替了实践观念;在实践工具上,布迪厄引用并深化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哲学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