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中国传统文化溯源

依法治国理念,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历史源流。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以"因顺自然""不可恣意妄为"的法治原则、"与民休息""轻刑薄赋"的法治实践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法治短板为主要特征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法治思想;二是以"治国以礼"的礼治、"为政以德"的德治、"为政在人"的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无讼以求"的儒家法治观念;三是以"缘法而治""以法为本"的工具价值、"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壹刑思想、"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张为特征的"治民唯法"的法家法治思想。     

简论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行的治国方略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 ,特别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与现代德治的对比分析 ,论证了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沈家本思想核心及其中西法文化融会点

一、沈家本思想核心沈家本一生治律,同时“从事经史考证之书”,兼治经史,融经史于律。法律学识之渊博,中国法律史上鲜有能与匹敌者。翻开他的著述,举凡法律所及的方方面面,无不为其所考论。对这样的融合中西法学大家,如果不把握他的思想基点(或思想核心),就很难对他的整体思想和历史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估。沈家本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 通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仁政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仁”的首创者,“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政”是“仁”的滥觞,由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创立并系统化。“仁政”“仁学”是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孔子纳“仁”入“礼”,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又一步步“纳礼入律”。因此,中国封建法律包容了孔子以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自由、秩序、道德、法律——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法律的若干思考

儒家学说以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作为终极目标，其理论核心是把道德价值高扬至极，其学说把人从“神权”枷锁解放出来，但又以牺牲个人自由为特征，与以“他律”为特征的现代法律思想相悖。本文探讨儒家学说与现代法律建设问题     

儒家德治主张与教育思想的人文性及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具有崇尚德治、重视教育的之人文特征,儒家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奠基者、实践者与弘扬者。儒家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政治主张,把道德教化和“移风易俗”作为治国之首要任务。儒家的教育思想包涵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和广阔的社会内容,其鲜明特色即人文性。其德治思想渗透于教育教学领域,主张教育教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即是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教育观念对当今人文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法治思想论析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较系统地阐发了“以法治国”的思想，第一次将西方的“法治”概念引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实行近代法治的思想家。本文通过对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法治思想的梳理和研究，探讨黄遵宪法治思想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王道”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王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主文化”,是贯穿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主线”.“王道”思想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涵有为政以德、仁政爱民、为国以礼和义立而王;“王道”思想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董仲舒的认识论和经学解释学

本文认为，董仲舒的认识论有一个从认识外在事物转向认识圣人所制“名号”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把认识论从属于政治学，强调以“名分”治国。董仲舒的很多政治、伦理思想渊源于先秦儒学，但他在解释先秦儒家典籍时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通过自己的解释方法去发掘原典中的“微言大义”，实现了传统思想的适时转化。     

儒家治国理政思想

儒家的经典语句,其中大部分是孔子的语录,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博大精深,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研究

儒家传统伦理中的合和思想,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是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更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渊源,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合和思想,对构建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Ancient China＇s Legal Tradition and Legal Thought

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而从未中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法律传统,比如重农主义的法律传统、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重伦常的伦理法传统、多元一体的民族法传统、德礼为本的儒家化的法律传统,等等。这些法律传统是以深厚的法文化的积淀为基础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也受到中国固有国情的影响——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状态等,也都给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礼法融合论略

所谓礼法融合，系指儒家法律文化和诸家法律文化的融合。礼法融合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始终，并使其逐渐儒家化。一、礼法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线和根本特征儒家继承了奴隶社会强调宗法血缘的传统，主张“亲亲，尊尊”，代表着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求；法...     

吴虞论儒家与中国旧律

本文从四个方面，即中国的旧法律以儒家的礼义为根本；儒家学说导致君主专制和严刑峻法；旧法律旧道德必须进行批判与改革；建设新法律新道德，应使法律与礼教分离，实行民主、平等、自由、共和等，分析探讨了吴虞论及的儒家与中国旧律关系的思想。作者充分肯定了吴虞反封建的法律思想，以及它的深刻影响，并认为这是一种敢于批判敢于改革的精神体现。同时也指出了他在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过程中，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与社会制度缺乏全面、本质的认识；对中国伦理道德的看法，特别是对孔子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区别及如何正确对待儒家学说，尚有混淆不清与主观片面之处。     

致君尧舜与强权政治——论明代士大夫与专制皇权的冲突

中国封建政权长期倡导的儒家“敬天保民”的治国路线终于与明朝专制君权的极端发展形成了对立。坚信儒家“内圣外王”治国路线的士大夫 ,面对专制暴政 ,仍将希望寄托于“致君尧舜”的努力。始则以经筵日讲 ,企图教育帝王修德勤政 ;再则苦口婆心谏奏劝喻 ,甚至联名抗章、集体请愿 ;三则以天变、灾变、惯例、祖制施加压力。然而这一切不仅难见成效 ,士大夫们往往因此而被贬官、放逐 ,甚至横遭杀身之祸。当忠诚与信念屡遭挫败后 ,明代士大夫逐渐走向了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和唾弃     

重典治吏立国之本--浅析明初"重典治吏"思想的形成与表现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整饬吏治,而其中尤以明初表现突出。明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民族危机、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堪称乱世,明初统治者继承中国传统的“刑乱国,用重典”的治世思想,确立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思想,“重典治国”的核心是“重典治吏”。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实践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写下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重要的一页。     

儒家传统新探

儒家产生时并没有一种传统,儒家的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孔子曾认为他的思想是“以一道以贯之”的,他并没有说明“一道”是什么,而他的学生则把它理解为“忠”和“恕”。《中庸》自称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是从未有人描写过尧舜的传统制度如何。中庸之所以能成为儒家传统的中心概念,是因为中庸是儒家传统的开始。“中”有两层含义,一个是适度的、恰当的,《中庸》:“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论语》:“过狁不及”等等都是此意。另一个含义就是程颐提出的不偏执一端的说法。“中”的思想在儒家的第二代《大学》、     

辛亥时期戴季陶的民众思想及其参照系

民众观对于政党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辛亥时期的戴季陶是一个进步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民众思想是其国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儒家治国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主张亲民和新民；他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主张民权、自治，并以美国为榜样，宣扬乐观向上的国民精神。他对传统的仁政思想有所突破，但对封建思想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估计不足。     

儒家法律思想与中国现代民法发展

民法理论是西方法文化的基础,西方民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学习西方民法是中国现代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实践表明,简单地将西方民法移植到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甚至会产生许多不良影响.文章将通过比较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法文化的异同,论述在当代中国社会,儒家法律思想对民法发展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