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及第进士释褐任官考论

辽朝进士及第后,需经铨选试,合格后方能释褐任官。在一般情况下,释褐进士的初授官秩为校书郎或著作佐郎。校书郎多供职于秘书省,从事校理典籍,刊正讹谬,官秩品级较低,相当于正九品或从九品。著作佐郎为秘书省著作局著作郎之佐官,从事"修文",兼理著作局日常事务,官秩品级约在从九品至从八品之间。在辽朝及第进士初授官秩中除授秩官外,也授阶官将仕郎,此为辽朝释褐进士授官之特色。     

“胡旋”考

本文立足于唐代诗文 ,考证了胡旋舞的源流来历、表演特点、舞者的服饰和伴奏的乐器     

唐张祜不仕原因考

张祜以宫词、乐府见长 ,且颇负诗名 ,往来之中多有名公巨卿 ,并受到令狐楚的推荐 ,但却以布衣而终。除却在仕途上遭到元、白的排挤压抑而外 ,还有更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带给他的各种影响     

敦煌语音文献年代考

敦煌文献中可以作为语音研究的材料,除了韵书以外,以藏汉对音材料、变文愿文通假材料和押韵材料为集中,本文集中考察了对音材料和变文愿文的时代,最早可以上推北魏,最迟下推北宋初年,集中于唐五代时期。     

“二十四番花信风”考

“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最初并非出于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而是南唐徐锴的《岁时广记》。两书都被简称《岁时记》,后者又早已失传,因而后世遂将本属徐锴《岁时广记》的花信风说法误属《荆楚岁时记》。徐锴《岁时广记》只称“花信风”,本指三月鲜花盛开时的风候,其义重在风信,而非花信。稍后出现的“二十四番花信风”,最初所指也主要是清明时节的风信。北宋中期以来遂有初春至初夏,以梅花为首、楝花为尾共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但具体是哪些名目宋人已莫得其详,或者本就是一种模糊说法。纵观宋元明清的文献材料,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真正可以确认的也只梅花、杏花、海棠、楝花等少数几种。明初王逵提出了完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名目及其象数学依据,影响甚大,后世所说一出于此。但该说将花信风的起始时间上推至小寒,不仅与宋人有关花信风起于立春的说法不合,而且所说小寒、大寒两气的几种花信与实际花期误差明显。针对这一缺陷,清人王廷鼎提出了一套三春六气,每气四种花信的新说法,但未能流行。     

《诚斋诗话》成书年代考

《诚斋诗话》的成书时间主要有壬午前说和壬午后说两种。笔者根据《诚斋诗话》中的条目内容,结合历史材料和杨万里的生平进行仔细的梳理和考证,以详实的材料证明《诚斋诗话》不可能写于壬午前,而且还进一步对壬午后说给予更为确切的时间界定,认为《诚斋诗话》是杨万里自金陵退居故里后成书的,也就是说其成书时间应该是绍熙三年壬子(1192)年以后。通过界定《诚斋诗话》的成书年代,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此诗话的诗学思想,还详细考述了《诚斋诗话》的诗学思想体系是和杨万里晚年的诗歌理论主张是一致的。     

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

实哩沙哩卜得啰(1335~1426)是东印度人。他修习密教,精通五明,被尊称为五明板的达。他于1414年来到中国,仁宗时封其为大善大国师。1426年,实哩沙哩卜得啰示寂于京。宣宗命为其兴建两座塔院,在北京者为真觉寺。然而,自明代以来,关于实哩沙哩卜得啰以及真觉寺修建就出现不同记载,而后世大多择取误说,以讹传讹。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去误存正,以求历史之真实。     

散文随笔:调整与发展——90年代文学考论之一

中国文坛自 1990年下半年起 ,散文随笔突然走俏 ,并持续升温 ,至今不衰。从文学生命角度看 ,这是文学整体面对新的时代形势的一种自我调整。十年发展 ,形成三个突出特征 ,即作者队伍空前庞大、创作成果空前丰富、内容风格空前多样。就内容而言 ,思想、文化、人生 ,构成三种基本流向。“新潮”散文起步较晚 ,尚不成熟 ,但其显示的文体革新的意义 ,值得注意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写作年代、文体与篇名考

<难蜀父老>写于通西南夷的过程中,其确切年代是元朔元年;其文体应属论难之体,并且是此类文体的开创者;其篇名众说纷纭,当以<难蜀父老>为妥.     

《玄览人鸟山经图》成书年代、神学思想考论

人鸟山造端乎六朝,卓尔独出.<玄览人鸟山经图>是唯一一部专门论述人鸟山及其真形图的经典,而其成书年代聚讼未定,本文考辨指出此经成书约在东晋中后期至唐初之间,至迟应在唐高宗总章元年之前已经成书.此经结合诸说,将西王母纳入人鸟山真形图出世神话的叙述脉络之中,使人鸟山真形图的起源神圣化.经文所载人鸟山真形图醮仪特具象征意涵,醮请诸神构成独特神真序列,修醮意图直指得道成仙的终极目标,且人鸟山一山七名,从而更富神学意蕴.凡此文本研究及其神学思想探讨,有助于深刻认识道教山岳真形图的实质及其功用,对汉唐道教史的研究亦大有裨益.     

元稹评价考论 --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

元稹的评价问题 ,历来是唐诗学中的一大显案。陈寅恪先生之评贬抑多于褒扬 ,而责之最深者则是元稹弃寒女、婚高门 ,“以巧婚而致通显”。考查元稹仕婚二事关系 ,可知元稹在仕途上没有得到韦家直接的帮助。寅恪先生所云元稹“以巧婚而致通显”当有不确之处。     

元稹与宦官关系再考辨

元稹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政治家,然其政治品格历来受人非议,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元稹结交宦官崔潭峻、魏弘简以谋求权位等问题上。20世纪以来,有学者开始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异议。唐穆宗朝,裴度因与元稹政见相左,受人挑拨,污蔑元稹,结交宦官魏弘简。元稹与崔、魏的交往皆属政事上的正常交往,并未借助宦官谋求私利。长庆年间,李逢吉勾结宦官设计圈套一石二鸟陷害裴度和元稹。这就是所谓的元稹“结交宦官、政治变节”的历史真相。     

元稹“艳诗”考论

元稹自叙“艳诗”定义,以“干教化”相标榜。陈寅恪先生虽以为其为昔日情人崔莺莺而作,但今日学者复相质疑。本文首先考察元稹诗歌结集情况及现存作品,从而得出结论,认为(1)元稹所标之“艳诗”,虽非咏一人而作,但其中亦包括为崔莺莺所作之诗歌作品;(2)元稹“艳诗”可分为三类,究其整体性质,则属艳情之作。     

翔实博洽 后出转精——评周相录著《元稹年谱新编》

元稹研究的许多问题最终都牵涉到其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周相录所著的<元稹年谱新编>在元稹事迹补正、作品系年、辨订伪作、辑录佚作诸方面集数十年学界研究之大成,发人之未发,详备可靠,对于元稹研究乃至唐代文史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

白居易和元稹在理解杜甫时存在审视标准上的差异.白居易注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乐府传统,由此推崇杜诗的价值、意义,而忽视其艺术性;元稹注重杜诗新题乐府的新变形式即题与义之间的关系,及其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不甚注重杜诗的价值追求.     

韦毂《才调集》卷五录元稹诗歌考索

《才调集》第五卷所录元稹 5 7首诗歌 ,其中可以肯定为崔莺莺而作“艳诗”凡 2 5首 ,可以肯定为伪作及非为崔莺莺而作者 2 3首 ,剩余 9首诗歌 ,无法确证 ,姑阙疑于此。     

索真求实 时异日新——20世纪以来国内外鉴真研究的创获与思考

20世纪的鉴真研究一开始就因问题的性质而汇入了世界学术的潮流.中国大陆地区与日本的研究最为兴盛,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唐大和尚东征传>;二是鉴真生平与东渡经过;三是鉴真思想及其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当然在总结其成就的同时,对于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失以及鉴真研究的前景也需进行一些探究,以期进一步推动鉴真研究走向深入.     

“表文”的形成与定位——兼论元结、贾至的革新

＂表文＂原指臣子用来向君主陈述请求的文章体裁,虽是朝廷上的公文,但是有些表文写得相当灵活,其文字亦简洁明畅,往往含有感情色彩。例如三国时人诸葛亮的《出师表》、魏曹植的《求自试表》等;到了南北朝,因受骈文的影响,它们都以四六文为主,崇尚对仗,讲求华丽,只能扮演公文形式的角色;这种表文的特质在唐代仍未改变,但是元结和贾至与众不同,尝试不假雕琢、有真实感情的表文创作,推动了表文在文体上的革新。     

关于电视剧《鉴真东渡》

《鉴真东渡》是中国有电视以来第一部从正面反映真实的佛教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它的意义之所以重大在于鉴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且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也是党和政府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发生重大改进的一个反映。     

高适开元二十三年征诣长安考

高适是盛唐时期重要的边塞诗人,历来对其边塞诗关注甚多,然而在诗人本体研究方面还有很多疑点。如其在开元二十三年应制科试的经历,一直为学界所争论,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应试地点是洛阳还是长安上。由于制举考试并不一定由皇帝主持,且考试地点往往确定较早,故而不能因玄宗身在洛阳就认为考试地点也在洛阳。而根据高适诗序和李白《赴上都》一诗,将高适开元二十三年的征诣地点确定为长安应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