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诗歌评点之学探论——以查评《瀛奎律髓》为例

作为清代诗歌评点名家查慎行的诗歌评点独具特色,成就斐然。表现在查评《瀛奎律髓》中,主要有四个方面：注重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善于“知人论世”地解读诗歌,并能“以意逆志”,发掘诗歌所蕴含的深层意涵;以格论诗,提倡风骨铮铮、骨力劲健的诗歌气格,偏好平淡自然、空灵雅致的艺术风格,并重视与人品相关的诗歌品格;重视诗法,在章法安排、字句锤炼以及技巧掌握等方面都有精深的见解;笺评结合、对比论析,在评点方法上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对此详加探讨,将有助于全面深入地把握查氏的诗歌评点之学。     

马戴诗歌接受的定量分析——以选本与评点为中心

该文借助定量分析,弄清了马戴诗歌中的十大名篇及较受欢迎诗篇。这些名篇的遴选,得益于明清时期的几种诗歌选本。马戴最受欢迎的是其五律山水诗。在马戴诗歌传播接受史上,《又玄集》、《唐诗品汇》、《今体诗钞》是起到重要作用的选本。     

古典文学名著的未名评点——以三种《楚辞》评点为例

评点是中国古代独特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批评形式,因而一直得到学者的重视.但相比于名家的评点,普通人或未名者的评点则几乎未有人关注,这其实是不尽合理的.因为后者也是古代文学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加强关于中国文学评点的研究——以明代《楚辞》评点的研究现状为例谈起

文学评点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目前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仍多有缺欠.以明代<楚辞>评点的研究为例来看,相关书目著作的介绍中涉及较少,这些书目著作的主要价值停留在了为我们提供相关核查线索和参考信息方面;而<楚辞>评点在当代<楚辞>学科建设中的缺位,则直接导致了它游离于学者视域之外的结果.<楚辞>评点研究的这种滞后局面,亟待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明清小说评点之“间架”分析——以毛评《三国演义》为例

与西方文论家注重小说故事情节相比,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注重挖掘小说的“间架”结构布局。以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明清小说评点派注重探讨小说的故事情节安排与空间架构。“间”,即叙事结构中故事情节安排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曲折性与生动性、演进性与节奏性。“架”,即叙事结构中同一故事情节演进的空间结构和不同故事情节转换的空间结构。     

清人引赋注义山诗考论——以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四家笺注为例

清人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为注解义山诗,引用了116篇赋。他们用赋作注的原因是：一为标明语典;二为科场制艺重赋的习气所浸染;三为自觉追求语言美感;四为缓解以史注诗的僵硬感。清儒限于时代桎梏,为避免文祸牵累,对部分义山讽喻诗的注解过于浅显;又因大量引赋,难免使阐释累赘啰嗦,影响对诗意的理解。但他们的笺注本意都是希望以精详的考证而最大限度还原义山诗隐晦的诗意,以工典雅驯的语言契合李诗秾丽纤巧的风格。至于注者主观意愿与客观笺注实践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差距,不应成为今人误解清儒的原因。     

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世说新语》评点为例

作为小说评点的开山鼻祖,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抓住了小说尤其是语录体小说中人物语言修辞的方方面面。他注意到小说与其他文体在修辞上的不同,并从不同方面表述了言语修辞观或辞令修辞观。刘氏小说评点在修辞学史上的开创意义不容忽视。     

论乾嘉学人诗——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论陈烺传奇的语言特色——以陈烺的戏曲评点为中心

陈烺是清中叶福建地区一位较为活跃的戏曲家,他不仅创作了《紫霞巾传奇》《花月痕传奇》两部传奇,而且通过对两剧的评点展现其传奇语言创作中善用文法填词构句、巧妙化用诗词和典故、人物语言本色当行等方面的特色,为戏曲作者的语言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论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

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历来为研究者所注目,然而大多从追索诗歌的本事出发,主要运用传统的“诗言志”的观念,把这些道教无题诗比附为政治遭遇诗;另外解释为诗人与女道士秘密恋爱的本事记录．这两种解诗方法都忽略了诗歌作为有机的艺术整体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内蕴．联系诗人的经历及理想追求,可知这些道教无题诗抒发了诗人人生遭遇的不平心绪．     

李商隐及其诗与令狐綯之关系

李商隐与令狐綯的关系经历了从挚友到疏远再到绝裂的演变过程,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他们人品的差异、官位的变迁以外,更根本的在于他们不同的政治追求和价值目标。他们的交谊破裂对李商隐诗歌的情思内涵和艺术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贺诗歌在唐代的传播——试论韩愈、杜牧、李商隐对李贺诗歌的传播

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播过程入手研究,可知李贺诗歌能在唐代发扬光大除了其诗歌造诣颇高的内部原因外,还仰仗于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人建构的三级传播模式。第一级传播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重在传播李贺其人;第二级传播源于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重在传播李贺其诗;第三级传播受晚唐审美风尚的影响,重在传播李贺其事。三级传播呈现了一个递进关系。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创作原由

关于李商隐创作无题诗的原由,历来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爱情说;一是政治说.那么李商隐创作无题诗还有其它原由吗?本文试着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他创作无题诗的原由,并肯定他的无题诗创作在诗歌创作上,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艺术技巧.     

从历代诗评看李贺诗风的历史价值

历代评论家对李贺诗作风格的定位问题评论颇多 ,意见大相径庭。一方面 ,有的评论家把李贺与李白、杜甫等有唐一代大文学家相提并论 ,超出了李贺自身的文学贡献 ;另一方面 ,有的评论家把李贺与杜牧、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归于一类 ,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有的评论家抱有一定的偏见 ,对李贺及其创作持一种贬损态度 ,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在这些评论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的定位标准 ,并把李贺与其历史实际结合起来 ,综合历史评论家的论述 ,剖示并确认李贺诗作独树一帜的风格特征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王维、李商隐碑铭文比较刍议

王维与李商隐都是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都以诗歌著名,而他们包括碑铭文在内的骈文,同样超群拔萃。总体上说,二家碑铭各具面貌,王维臻于雅而商隐偏于华,是唐代碑铭文的两种范式。然二家也有相近之处,即入世儒宦之碑铭雅韵古朴,出世僧道之碑铭华辞流荡。     

李贺与波德莱尔诗歌比较

李贺和波德莱尔是生于不同国度且时间跨度近千年的两位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某些共同的趋向,但又同中有异。通过三个方面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在主题上,李贺表现出苦闷情怀,波德莱尔展示出忧郁主题;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李贺主要是集体式象征,而波德莱尔则单一象征和集体象征并用;在美学风格上,二人都以非美为美,但李贺以诡艳为美,波德莱尔以丑恶为美。这些异同既源于文学观念自身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与诗人独特的气质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有着密切渊源。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李商隐七绝艺术初探

唐代七言绝句, 古今推崇李白、王昌龄, 其实晚唐诗人李商隐独辟蹊径,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 婉曲中含远意多讽,含蓄里寓绵邈深情, 流转蕴藉兼而有之,其造诣之高可与王、李二人相比而绝不逊色。     

一点灵犀必暗通——试论李商隐诗对苏轼词的影响

风格多样的苏轼词受到了李商隐诗的广泛影响。苏词中有32处涉及李商隐诗,其中,在集句词中直接引用的有6处,其余则均为变化、揉合李诗入词的情况。对李商隐诗多方面优长的有意吸收,使得苏词意境、内涵等显得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