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无偿赈给到"劝谕"富民出资——唐宋国家实物救灾职能转变之考察

唐代前中期,国家赈灾多采用无偿赈给的方式.唐中叶以后,在无偿赈给之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唐政府一方面改行有偿赈贷之法,另一方面则开始积极引导富民出资出力参与社会灾荒救济.宋代赈灾分为政府直接赈救与利用社会力量赈济两个方面.政府直接赈救,继承并发展了唐后期以来用富民之资恤救贫民之宗旨;利用社会力量赈灾,国家荒政逐渐演变为"劝分"之政,即"劝谕"富民出钱米参与灾荒救济,并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第一,视灾伤程度与官府赈灾能力而行劝诱力度.第二,"劝分"举措的制度化与优待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若受灾地无富民或富民较少,则地方政府让富民赈灾的"劝分"之政无施展之余地.     

南宋湖南地区仓储制度研究

在中国古代,仓储是防灾救灾的重要设施,其重要性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宋代亦然。有关宋代仓储制度的研究,成果较丰,但这些成果主要注重于宏观和整体的把握,对区域性的研究则略嫌不足。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南宋时期湖南境内的仓储制度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南宋湖南仓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仓种的性质看,有官办的国家仓储;官督民办的地方仓储和由士绅出资以赡济族人或乡里的民间仓储三种。(2)从时间来看,国家仓储主要形成于北宋时期,到南宋时期往往被侵夺,救灾效果有限,而地方仓储和民间仓储则主要形成于南宋时期。(3)从经费来源来看,国家仓储是由国家拨款,而地方仓储多是节缩地方官之公费,加上地方自筹和士绅出资。(4)从赈济方式来看,无偿赈给较少见,主要是以赈粜和赈贷形式出现,最常见的是赈粜。(5)从施救主体来看,宋政府依然是灾荒救济的主体,但到南宋中后期士绅阶层在基层灾荒救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填补了政府救灾的不足,救灾的主体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模式。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

北宋的救荒措施及仓廪制度集汉唐以来之大成。儒家荒政思想在北宋中期始得到朝野士人的重视和实践,王安石变法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第一次全面推进荒政的有益尝试。北宋初期以来所实施的募饥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推广"劝分"救荒,以及中后期不断改进的社会救济制度,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是宋代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民间义赈研究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自然灾害频发。政府应对灾害的力量是有限的,民间义赈迅速发展,在灾害发生后所发挥的作用与政府并驾齐驱,甚至是已经超于政府之上。由此,我国实现了赈灾由荒政向义赈的转型。     

明代灾荒中的官员劝赈

在明代救灾中,为了充分调动民间救灾力量,明政府施行劝赈.在执行明政府劝赈政策时,官员们首先遵循民众自愿的原则,然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逼迫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劝赈过程中,一些灾区官员公开捐出自己的俸禄,给民众作出表率.有的官员亲自深入民间规劝民众力所能及地为救灾作出贡献.在劝说的过程中,官员均能注意劝说的方式方法,如勤政以感动民心、不扰民、消除富民的顾虑等.     

“丁戊奇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

光绪初年的华北久旱,以其大范围的蔓延和长时间的连续造成北中国触目惊心的饥饿、时疫、死亡和流亡.在农业经济的中国,荒政曾是国之大政.但时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刚刚过去,国库空虚,地方的仓储也空虚.因此,以荒政为家法和旧轨,则国家不能不主持赈济;而巨祲交逢衰世,朝廷和地方又都没有足够的物力施行赈济.与这种深深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内廷焦灼,州县竭蹶,旱境里的灾民因饥饿而死,办赈务的官员因劳瘁而死.焦灼和竭蹶,饥饿而死和劳瘁而死,既写照了天灾下的社会相,也写照了儒学民本主义在衰世里的最后一点余晖.而在国家权力之外,"南省"工商社会和西教教会各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入华北助赈,又显示了19世纪后期的世事变迁,荒政亦变迁.     

捐廉助赈与清代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的发展——以《抚豫恤灾录》为中心的考察

乾嘉之际社会经济衰微,天人观念下的官赈独尊陷入困境,统治者对捐廉助赈犹疑不定。嘉庆十八年(1813年)河南发生受灾七十余州县的大旱灾,民变继之,合省各级官员两次捐廉助赈得到皇帝默许与支持,并在以后作为各地官员捐廉助赈的成案,推广至全国,渐趋常态化。这一转变肯认了捐廉助赈的作用,开启了清代中期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传统荒政的近代转型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荒政程序:理论与实践——基于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赈济实例的考察

宋明以来中国救荒书的发达和国家救荒程序化规章的不断出台构建起中国传统荒政的理论宝库,但它们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荒政理论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对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不同朝代赈济实例的考察表明,传统灾荒赈济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时空条件都会影响到荒政的实施效果.救荒策略的成功运用和救荒程序的顺利完成更多地取决于救荒措施、手段的配置,财源的争取和动员,赈务的组织和协调以及地方官的个人素质等"实践性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对赣闽边区战争难民的救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闽边区成为国共激烈争战的战场,涌现出大量难民.针对不同性质的难民,南京国民政府采用了急赈、冬赈、设立收容所等消极赈济,工赈、农赈等积极赈济,以及“免政”等不同方式或政策分别加以救济.其明显特点和作用有:国共争战难民救济的需要催生了地方现代的社会救济事业;战时难民救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救急;难民救济工作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多种救济举措的施行,毕竟给部分难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不仅保证了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而且为全体难民支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这为战时社会的延续和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南宋富民与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特别是乡村文化教育得到重要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富民阶层的崛起有着重要的关系.南宋社会中,富民阶层在乡村社会中广泛存在,他们以“富而好儒”作为立家根基和必然选择,在发展家庭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在乡村社会中开展了广泛的兴学活动,促进了乡党之学的繁荣.而他们作为耕读结合的率先实...     

从“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到“非有大故,不得出妻”——论唐宋时期离婚观念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于离婚的观念经历了从离合随意到耻于离婚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关键在唐宋时期。唐宋之前夫妻之间是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唐宋时期社会对于离婚逐渐持否定态度,非有大故,不得出妻。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首先是国家加强了对离婚行为的规制,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其次,唐宋时期结婚和离婚成本的增加促使人们对待离婚问题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最后,佛教的社会化导致佛教教义中姻缘天定、因果业报等宗教理念深入人心,慑于业报轮回的威吓,社会观念逐渐认为离婚是丑行。唐宋时期离婚观念的转变促进了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维护了社会关系网的平衡,从而实现了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     

吕宋票-助赈彩票:晚清舶来品到本土化的移植——试析中国近代彩票的萌芽

最早在中国销售的彩票是菲律宾创设的吕宋票。近代国人对吕宋票由置疑至趋之若骛,其间伴随着对吕宋票或禁或弛的主张。最终,吕宋票因其"以济民需"的为善之举契合了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主张而为国人效仿。近代义赈团体为着"变资助赈"之需而兴设的助赈彩票预示着中国近代彩票完成了由舶来品到本土化的移植。     

朱熹理治社会论

中国宋明社会与先秦汉唐社会是两个特征明显不同时期,宋明社会已经转向到"以理治国"为核心治国之道的"理治"社会时期。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以朱子理学为宗,完成了由礼乐政刑向德礼政刑治理路径的转变,创立了儒家学说的"道统"体系,描绘了"天下平"理治社会的理想境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独具理论特色和现实价值的理治社会论。     

从一部《救荒活民书》说起——关于市场调节、效率与公平、经济道德的思考札记

中国社会国家政权对灾荒的预防、救治一向十分重视,称之为"荒政".用现代经济观点来看,"荒政"涉及政府的市场调节,经济学的效率与公平,经济道德等方面,引人思考.《救荒活民书》便是八百年前讲"荒政"的书,现代读来仍有其现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西汉荒政与抑商

本文从西汉荒政角度考察了当时的抑商问题。文章认为西汉荒政与其抑商在时间与力度上有相当的对应关系;在荒政下,西汉财政陷入困境,而商贾“不佐国家之急”,成为西汉统治者抑商的直接原因。荒政引发的商人对土地、人口的兼并,在此时更为突出,同时荒政下的社会环境,也增加了其与官府对抗的危险性,这一切更促使西汉官府推行抑商措施。     

明前期荒政中的腐败及治理

明前期荒政中的报灾、勘灾、蠲免、发赈、安抚、仓储、水利等各方面存在着诸多的腐败问题,为此政府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使明代社会仍然能在“破坏-重建-再破坏-再重建”的历史轨迹上进一步发展。     

清末社会变革中的灾荒赈济

晚清社会急剧变革 ,促使我国灾荒赈济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近代工商企业捐款助赈 ;民间义赈逐步成为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 ;近代交通、通讯、报馆等新兴行业推动了荒政近代化 ;外国人员在华赈济活动开创了灾荒赈济国际合作的新渠道。